此外，中国应该看到自己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自身经济能力的缺陷，要总结国民经济体系的良性结构，在此，我认为要避免这样一种重大的误导，即看到美国自由经济导致了这场危机，就由此否定在一个国家政治体内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存在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因为看到全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一种政府救市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就因此也在国内经济中同样克隆、照搬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在国内经济政策上依然是有道理的，在国内中国依然应该采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这也正是本文反对左派在国内企图重新恢复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原因所在。看上去，面对这场经济危机，我们似乎在采取两种对立的政策，一方面是对外的参与政府救市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全球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在国内仍然要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真正实现一个繁荣的、藏富于民的市民社会。
最后，也是关键的一点，我认为，就美国来说，甚至就数百年的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生长发育的轨迹来看，在它们那里经济与政治的两分是可能的，因为它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制度平台，经济政策层面上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可以共享这种基本制度的平台。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尚未完全进入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所以就国家的经济政策来说，我们的政治与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个可以共享同一个制度平台之两分的成熟程度。因此，中国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及其与中国的相关性问题时，一方面要在两分的情态下参与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又要在国内进行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宪政体制的配套改革。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及其对于全球化的影响，使得社会主义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占了上风，中国应该追随这个大势，在经济领域重新确立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领域不再进行体制改革，重回三十年改革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制，这样才能确保我们不再发生美国这样的经济危机，并且不受美国经济危机的不良影响。我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观点，原因有两个。
第一，中国不可能闭关自守，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退回到一个孤立封闭的状态。因为我们既不可能像晚清那样保持一个王朝政治，甚至也没有了三十年改革前的苏东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一个完全孤立封闭的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如何在当今世界存在下去，这本身就是无稽之言。要开放和改革，面对的必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格局，我们要参与进去，并维系民族国家的良好前景，首先必须确立一个能够为世界共享的制度平台，这个平台就目前来说只能是一个宪政民主和自由经济的制度平台。第二，经济与政治的两分，是在这样一个制度平台下的现实主义，而我们在这样一个平台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就不能采取两分的态度，也无法达到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交相轮替，否则，其结果很可能是社会的动乱或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看到，目前权钱结合的资本主义之恶果，既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过错，也不是无产阶级一党专政的过错，而是没有完善地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中立化的、以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基本制度平台所致。某些经济利益集团与政治利益集团分别捆绑了中立化的国家，疯狂攫取各自的集团利益，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扭曲，产生令人痛恨的社会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