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有一个提法，即我们如何看待美国这个事物，之所以把美国作为一个“事物”来看待，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我们要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来看待美国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体，认清它的制度形态、价值立场以及内政外交中的两个面相。虽然中美关系是一个攸关双方的国家间关系，而且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所说的“利益相关者”，确实为中美关系问题给出了一个很恰切的定性，但是，如何理解这个利益相关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是有不同的解读的。在这个问题上，本文并不赞同那种教条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不认为这个利益相关者就可以一览无余地把中美间的利益分歧完全抹掉。在利益相关这个共同点（公分母）上，应该清醒地看到中美双方还有各自的国家利益，甚至这种国家利益还是相互对立的。因此，把美国当作一个事物来对待，就不是理想主义地看待美国，而是现实主义地看清其内政与外交的两分，全球主义与地缘政治的两分，认识到这恰恰是美国这个事物既矛盾又统一的性质所在。这次经济危机，美国在全球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不过是这个事物的本性表现，对此我们既不能将其理想化，也没有必要把它妖魔化，而应该采取现实的理性态度，审慎地看到这是美国这样一个事物处理自身问题的一种高级的政治智慧。
显然，美国模式是当今世界格局中一种利益最大化的优良模式（尽管其仍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但如何学习这种美国模式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如何在中国的现有条件下，建立一种符合美国模式之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并非美国独享）的中国模式，而且这种中国模式的建立，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又是在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抗衡的情况下构建出来的。用一句俗话来说，这是一种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是一种求同存异的共同生长的关系。我们认同一些普遍的原理，美国模式、中国模式都应该符合这些原理，但各自国家分享普遍原理的方式是有差异的，因此，各自的国家道路也是不同的。譬如，就这场经济危机来说，我们之所以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其中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可以通过美国的霸权而让世界其他国家买单，更远一点说，整个西方世界在建立各自国家的宪政民主和自由经济制度时，可以采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解决国家内政问题，而中国在自己的国家建设道路上，在过去的三十年和今后未来的相当时期，显然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这倒不是中国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不可能的问题。缺乏这样一些因素，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大国，在宪政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如何防范经济危机，如何解决民主政治的困境，这些都不是从美国那里能直接学到的。为什么说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种教条，就是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这一个面相，没有看到宪政民主制度、国际政治中的地缘政治、全球垄断、美元霸权等另外一些面相。
我认为，就直接的现实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参与美国政府提出的全球救市的政府行为是明智的，也是符合中国之国家利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前面指出，尽管我们在道德上并不认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元对全球经济成果的掠夺，乃至对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成果的掠夺。但是应该看到，那是基于美国百年历史形成的国家实力所带给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福祉，而且中国在20世纪末的全球化进程中，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在总体上是与美国共同分享全球化的成果的，中美在这个方面确实具有共同的利益。参与救市，维系这个中国仍然能够从中获得经济红利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尽管代价也是巨大的。但是在参与救市的过程中，也要看到这不是一味的救助，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应该合理而审慎地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强化人民币以及中国经济在全球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这是我们参与救市的一个前提。当然，这里存在着一个有效的国际机制的设计与权衡问题，需要负责任的有良知的中国政治家的理性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