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如此，宪政制度就更是如此。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并未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目前这场经济危机显然更没有可能去颠覆盛行百年的美国宪政秩序和共和政体，当然，这场危机对美国的公共政策和政府行政会产生一些影响，甚至导致一系列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公共政策、福利政策和财经政策的出台。至于前述我所谈的那个深层问题，即美国的民主政治与它的自由经济之间的张力关系，现行的美国政治制度是无法根除的，应该看到，这个深层矛盾是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而逐渐扩展的，西方近一百多年的社会政治历史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确实是美国和西方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隐忧。但是，时至今日，这对矛盾也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予以彻底解决。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似乎通过一种未来按需分配的乌托邦理想，实现了自由人的联合体，但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哈耶克所说的计划经济“奴役之路”在二十世纪末已经遭到了全面的崩溃。那么，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呢？显然，它也无法彻底实现人民的普遍的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政府在这里扮演着一个相当危险的角色，一方面它要维护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自由秩序，保障社会财富的有效增长，从而确立一种基于创造能力的制度正义；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协调社会的普遍需要，实现一种基于民主投票的分配正义，使广大人民分享社会财富的普遍福利，尤其是民主政治对于塑造国家制度的重要性，迫使政府难以在自由正义和分配正义之间达到有效的平衡。尽管独立的司法制度可以相对约束某种民主政治的强势，但总的来说，以代议制为枢纽的现代民主政治很难解决上述所言的那种基本矛盾。也许这恰恰是人类本性的不完善性，由此构成了永无完结的人类经济的周期性危机，甚至伴随到人类社会的终结也说不定。
上述所论，还只是从一个分立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说的，事实的情况是，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不可避免地参与进来，使得问题就更加复杂了。这另外一个因素是，美国的自由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又不单纯是一个自身独自成为单元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它还与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乃至文化秩序构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相互关系，由此滋生出地缘政治、国家利益等一系列国家间关系问题。我们看到，由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核心霸主地位，它可以把自身的经济政治问题，尤其是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转嫁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既让世界分享普遍的人权保障与经济繁荣，更让世界分摊它的经济危机之苦果。就这次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来看，美国政府和人民让世界各国充分领受了这个霸权国家的另外一个自利的面相。
其实，人类政治从来就是如此，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的西方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诸国相互联系的世界社会，具有一个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在里面。所以，所谓的宪政民主制度、自由共和政体、自由市场经济等等，都不可能是一国之内的事务，而是与世界秩序相关联。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格局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经趋于一体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个世界格局中，并不是一种主权国家的均匀分布状况，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周期内，呈现出某种或某国政治与经济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态势。所以，所谓普遍的自由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就与非均质化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密切的联系，用我的话来说，现代政治从来就有两个面相，一个是普遍性的、以个人为本的规范主义理论原则和制度实践，另外一个则是国家主义的、以民族国家自身的政治与经济乃至文化利益为枢纽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现代政治从来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理想形态与国家主义的现实形态，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混合物，它们构成了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虽然两者之间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这并不影响这个现实的人类政治与经济制度在三百年来的历史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