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也还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这场经济危机并不新奇，不过是任何一种自由的市场经济都必然会出现的正常的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已，只不过这次周期波动的峰顶恰好与金融创新机制的失范叠合在一起，从而表现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危机。从机理上来说，这场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周期的自然表现，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尽管具有很大的杀伤性，甚至会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但同时也是一副良药，它可以把这些年来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中不良的泡沫成分诊断和清除出去，从而为未来新一轮的经济繁荣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整个人类经济生活，从古到今就是一个自生的扩展秩序，有其跌宕起伏的生命周期，如果说从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发展到现在，人类经济一直处于上升时期，那么这场金融危机不过是转折的开始，今后还有漫长的时期要渡过。依据这种自生秩序的经济学原理，经济事物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会创造出自我修复的内在机制，政府救市之类的财政努力，不过是人类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固然它们也能短期地解决这场危机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但从本性上来说，这场金融危机还要靠自由经济的自生秩序来自我修复。
宪政框架与地缘政治
本文所要处理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美国的宪政框架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是否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然，任何一种经济震荡，尤其是这样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必然会涉及到美国乃至世界的方方面面，政治乃至文化都难免受到影响，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政治。本文所说的政治或政治制度，指的是美国的宪政制度或共和政体，由此观之，对于这场经济危机，虽然各类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国际关系学家乃至政府官员，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但是就目前的资料显示，尚没有重量级的宪法学家就这个问题展开论述，政治家或政治学家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只是相关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尚没有涉及宪政制度。由此可见，这场经济危机尚没有构成美国的宪政危机，更没有触及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显然，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与美国历史中的三次社会政治变革（宪法学家阿克曼总结出的美国立国、内战和新政）是有重大不同的，甚至从根本上还达不到它们的深度，或者说，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仍然只是一场经济危机罢了。那么，本文为什么要把这场经济危机与英美的宪政主义联系在一起呢？从学理和现实层面来说，似乎都没有多少可论述的必要，本文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基于另外一种背景，那就是所谓的中国视角。
由于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及其在世界层面上的广泛影响，以及由美国政府牵头的全球各国的政府救市行为，使得理论界，尤其是世界范围内的左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左派，产生了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把一些本来并不相关的问题掺入到这场危机所引起的理论争议之中。在我看来，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包含两项基本的内容，一个是政治制度，一个是经济制度。这两项基本制度又都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核心的基本稳定的制度层次，另外一个则是适时调整的政策层次。就这场金融危机来说，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这场危机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依然是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济社会的核心制度，至于政策层面，美国的经济政策乃至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肯定会因这场危机而发生重大调整，甚至吸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取代核心层面的市场经济秩序。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在如何看待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中，也体现出来，那就是，尽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观点上是对立的，但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来说，它们也都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乃至政府的经济政策而已。与此相关，美国的新政乃至欧洲的福利国家，固然吸收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但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尽管其中频繁发生左、右两派经济政策的周期性调整，凯恩斯主义、里根主义等循环往复，但它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大框架之内的事物。因此，这场经济危机就目前来看，也不可能彻底突破这样一种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