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公诉权的内容上看，它是一种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权力，是对触犯刑律者的一种强制监督权，以追诉犯罪的形式来保证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因而也是法律监督的一种手段。
3．从公诉权的价值取向来看，适用法律的公平、正当，使有罪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无罪的人不受无谓冤屈是公诉权行使的基本价值追求。公诉权中无论是起诉权、决定不起诉权还是抗诉权都是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这说明公诉权本身就具有法律监督的意义。
4．从公诉权与侦查权、审判权的关系上看，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前，要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从而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提起公诉后，又通过出庭支持公诉、监督审判、监督判决执行等一系列诉讼活动，对整个诉讼过程进行制约和监督。检察机关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职责，决定了检察官在诉讼中不仅要注意查明、收集、出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事实和证据，还要注意查明、收集、出示证明其无罪、罪轻的事实和证据；不仅要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还要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对于法院的判决，则不仅要对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提出抗诉，而且要对无罪判有罪、轻罪重判提出抗诉。这些任务显然是任何其他诉讼当事人不可能承担的。如果片面模仿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把检察官作为一方当事人，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地联结起侦查、起诉、审判的法律监督机制。可以说，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有机融合，真正体现了我国检察制度职能的特色和优势。
5．从程序设计看，公诉权与诉讼监督权同时行使并未损害审判权。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对法院提出纠正违法意见和抗诉是有条件的，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并且离不开原有诉讼主体申诉权。只是为可能受到违法审判损害的合法权利提供一条法律救济渠道，仅仅具有启动法院相应审查纠错程序的效力，而并无最终决定的实体效力。至于违法行为是否得以纠正，案件能否改判，最终仍要取决于法院。可见，这里既不存在检察官代替法官对案件进行实体裁判的问题，也不存在强制法官按照检察官意见进行裁判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检察官都不可能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法官之上的法官”。并通过此种合法的有限的再审启动程序，更能使申诉当事人认同裁判，进而达到整体上逐步地维护、树立司法权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仍然具有明显的现实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