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女性在离婚诉讼中的财产分割和离婚赔偿，获得胜诉的概率更小。因为多数是男方掌管家庭财产，女性没有知情权，而且多数女方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低于男方，诉讼经验和诉讼能力缺乏，在诉讼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难于与男子抗衡。

　　上述几个片段事实已经足以说明，女性不仅政治地位低，而且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也很低，都不能与男性相比。这虽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但“法律人人平等”，不能说不是祸端之一。

　　说得不好听，现行各国的法律，其公平性，连一般的游戏规则都不如。相比之下，目前的体育竞技规则，倒比我们的法律公平得多。它没有把所有的人视为同性人或相同人，实行无性别、无差异竞技比赛，而是区分性别和差异，根据不同性别与差异制定不同的胜负评判规则。最典型的就是区分了男性和女性。如果在没有性别差异的“人人平等”的竞技比赛规则中评判胜负，男女混赛，女性显然要吃亏。

　　如果我们借鉴体育竞技规则原理，把法律稍微作一下调整，整个效果就会大不相同，女性的社会地位就会发生改变。

　　比如在政治上，男女两性要实现无利差平等，男女则要有平等的执政权。但这种平等的执政权，不能用“无歧视平等”进行掩盖，要有“无利差平等”的立法原则来保障。具体说，以政府官员为例，如果能在立法中确定按照人口性别比例决定政府官员比例，女性的执政地位就会发生重大变化。比如一个地方（行政管辖区）的男女两性比例分别各占50%，政府官员的两性比例也各占50%，[8]女性的执政地位就会彻底改变。至于一把手或国家元首，可以由选民分别推举一男一女竞争，胜者为正职或总统，负者为副职或副总统。这样，女性就会有更多的参政机会。目前，实行“无歧视平等”竞争政府官员，实际上是男性抢占了女性的政治地位。

　　又如，女性在婚姻诉讼（乃至整个诉讼）中的权利，也需要在立法上予以特别关照。

　　诉讼虽然不是一种竞技活动，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一项单纯的竞技活动。但它确实存在竞技的性质，应当是不可否认的。在一定意义上，诉讼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文化）、智能等综合实力的拼比或较量。如果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文化）、智能等因素称为诉讼资源。那么，在相同的案件事实和法律平台上，拥有诉讼资源多或具有优质诉讼资源的人，其胜诉的概率，显然要大于诉讼资源缺乏或诉讼资源劣质的人。因而，需要解决诉讼规则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平均对待或平均分配，只能适用条件相同的人。要使这种具有竞技性质的诉讼活动，具有公平性和正义性，就必须使竞赛规则具有公平性和正义性。在制定诉讼规则或适用诉讼规则时，要充分反映不同类型人的特点和需要，即充分体现区别性。当然，这种区别性与普遍性是相对统一的，不可能按照三等九级制定出适用每个人的诉讼规则。但就两性诉讼来讲，完全适用“男女混赛”规则，对女性来讲，在许多情况下，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在婚姻家庭诉讼中，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