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在现今社会越来越多，律师参与青少年犯罪辩护也限制较少，因为作为青少年，他们犯罪的动因和社会对他们的“宽容”也使得社会对他们抱有慎行的思虑，虽然这种宽容不能替代刑法的制裁，但相比于成年犯罪而言，青少年犯罪律师辩护率远远高于成年人犯罪律师出庭率却是不争的事实。

　　青少年犯罪逐步增多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犯罪人群在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同时趋于低龄化，另一方面，指明了我国在加强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对特定青少年群体的关注和关心，例如留守儿童，例如城中村青少年，例如农民工子女。这些特定的青少年群体正处于智力和智识的发展阶段，虽说我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在一些青少年群体中，真正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却不见得有多少，这些先行进入社会的青少年，在辨别是非、分清善恶的判断力上更容易被引诱和教唆犯罪，他们如果不被教育为守法和诚实的公民，就有可能成为违法的公民，犯罪离他们也可能仅是一步之遥。因为他们在“放荡”自己的同时也放荡着青春，而放荡青春有时就是肆意的挥霍，不管这种挥霍是青春还是金钱，当这种挥霍难以满足他们的内心需求时，违法行为的情愫就可能在他们脑海萌芽，而爆发这种需求的结果就是违法或是犯罪结果的出现。

　　预防青少年犯罪不仅应从犯罪学的角度研究，更应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青少年犯罪，因为单一的犯罪行为往往是由多重因素酿成的，如果仅是从法学层面探讨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和解决之道，未免过于片面。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重视从司法教育的角度教育已经犯罪的青少年，忽视了在青少年成长期就应对他们置入法治的观念，所以我建议，我国的法治教育应该从小学抓起，从娃娃抓起，从小学的社会课程抓起，让法治的观念从小就深入青少年的内心，让他们明白违法和合法之间的简单关系，让他们知晓违法和犯罪之间的区别，这样不仅仅解决了大型普法教育的浪费问题，而且对于青少年家长的潜移默化之影响也深有帮助。普法教育为何不从娃娃抓起，只是在特定的节日里做一宣传，如果这也能使我国迈向法治社会，那我想，以此种方式普法那任何社会都可以称之为“法治社会”。只注重形式的普法宣传是我国法制宣传中的失误，注重普法宣传效果的努力才可能逐步推进我国迈向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