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目前的评审机制除了在准入条件方面存在差异之外，在评定之后的效力安排上并无区别，不管在什么评审区间，只要达标，都是教授，也都叫教授。于是，鱼龙混杂的局面也就自然形成，不滥才怪。不过，按照前文指出的教授区分建议，在不改变现有评审条件参差不齐状况的前提下，设置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限制，或者实行级别制，也会存在大量麻烦，实际操作起来未必符合设计初衷。因此，统一教授评审的准入条件，并加以严格控制，实行高门槛、严标准，认真而又严谨地遴选教授，切实提高“教授”这一正高职称的含金量，让社会真正的重新认识到教授就是教授，不是副教授，不是讲师，也不是助教；让善良的人们真正认识到教授就是教授，不是叫兽，不是野兽，也不是禽兽。否则，五花八门的现行评审规则，宽严不一，只能会越来越产出更多的名不副实的教授。

　　其二，终身制和“轻教重研”观念，是制度与理念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目前的教授评定很少没有终身制的，基本上是一锤定音、一路到底。从时间效力上分析，终身制的教授评定制度，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教授职称的永久时效。其实，这种做法是极端没有道理的，危害很大。首先，它助长了学问研究的不正之风，不利于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既然评上教授有名有利，又可以终身旱涝保收，那么，就会有人以十分功利的态度去搞科研，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帜，突飞猛进奔向教授。这种状态下的科研成果，并非基于认真而纯粹的创造性思维而来，质量自然难以确保。其次，它滋长了教授的怠惰之心与浮躁之心。一旦评上之后，万事大吉，再也不去“研究”了，也不再去“创新”了，或者至少不认真那样做了。因此，有人常常感叹某教授多少年来不写一篇论文，或者不弄一篇像样的“东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对付单位的量化考核，只要不是特别严格，那简直是“张飞吃豆芽”，随便一凑就够了。同时，评上教授之后，这里跑跑那里跳跳，谁给的钱多、谁给的位子高，就往哪里窜，唯利是图。再次，它很容易诱导教授滥用其高级职称身份，违背教授社会责任。物以稀为贵，当教授评审条件参差不齐、宽严不一且又可以终身受用之时，“教授”即不再稀罕，明白事理的人甚至根本不以为然，从不拿教授当回事。这种泛滥发展的职称环境，反过来也会影响职称持有者本人。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不少教授经常在滥用其身份，一点都不自重，说着一些毫不负责任、极端不中立的怪话，阴不阴，阳不阳，气得人牙根也来不及疼。最后，它还浪费了职称指标，拖延了后进者的上进之路。据说职称评定中流行“指标”，只要指标已经饱和或者超量超载，后面的人只能干等待、苦守候，无形中又制造了不公平的评聘秩序。因此，只要缺乏动态评聘制度，不打破普遍终身制，后果就会难以想象，至少会产出一些真不如我父亲的泡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