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工伤索赔程序（这里所说的是那些没有加入保险工伤索赔；如果有保险，可以到劳动保险处理赔，大家想“制造”个工伤还来不及呢，哪还有这个闲心来打官司）似乎一直都是个令人身心俱悴的痛苦过程：工伤认定，不服，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不服，一审、二审；劳动仲裁，不服，劳动争议诉讼；劳动争议诉讼，不服，一审、二审；执行。有甚者，为了拿到工伤认定，工人还得先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仲裁和诉讼，再加一遍功夫。这轻描淡写的一两套程序，加上企业积极行使诉权的“努力配合”，两年三载下来，不被整个七荤八素才怪。当然，这身心俱悴的和七荤八素的，除了工人，似乎不可能再是别人。

　　于此弊端，人们一般将其归罪于立法的笨拙：如《工伤保险条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繁琐的制度设计；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关于“劳动仲裁不收费”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10元”诉讼费的规定的火上浇油和雪上加霜。立法者将解决老百姓“打工伤赔偿官司难”问题的“宝”押在了不收诉讼费的方面（10元的诉讼费基本上等于不收，另外，法院为了减少退费的麻烦，一般直接予以减免），试图以此降低群众打官司的成本。这本是出于好心，但这里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诉讼费用所具有的“防止滥诉的门槛功能”。这个门槛是不能轻易撤掉的，否则诉讼之门洞开，法院就会被毫无意义的滥诉所淹没，而不能将有限的、宝贵的司法资源运用的那些确实有价值的争议上面。要知道，好心是完全可以办坏事的，我们在“倒掉洗澡水的时候，不能把澡盆里的孩子也倒掉了”。并且现在看来，劳动争议的不收费对工人的刺激似乎不大，对企业的刺激似乎却不小，在这种“不打白不打”的好政策的鼓励下，企业几乎都练成了仲裁、诉讼的马拉松高手，一般都能高喊着“打不死你，拖死你”的口号顺利跑到终点。当然，所谓弱势群体中也有个别不太实在的，也会利用诉讼费优势滥用诉权。有个职工曾诉了3000万元，后来经过庭长做工作，便答复说，“我看在你庭长的面子上，我把要求降低2000万，告1000万就行了。”既然不交诉讼费，大家都在玩游戏，但真正被游戏了的，似乎是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