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犯罪作为刑事犯罪中最严重的犯罪形式之一，它扰乱国家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腐蚀国家权力机关的廉洁肌体、败坏社会道德风尚，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对于黑社会组织所实施的刑事犯罪，处以比个人犯罪和普通共同犯罪更为严重的刑罚，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也有利于从严惩处有组织犯罪。对其首犯和骨干，应以该犯罪集团的所有罪行作为量刑的依据，对一般黑社会成员的处罚也要体现比一般团伙犯罪更为严厉的特点，以彻底打垮其组织结构。
2、增加财产刑
追逐非法的经济利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的根本目的，现行
刑法只注重人身自由的限制和政治权利的剥夺，没有规定财产刑，这就造成了暂时社会秩序的安宁，而未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重新犯罪的经济基础。因此，建议规定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并处罚金；其他参加的，并处罚金。给予黑社会犯罪分子严厉的财产刑及罚金刑，才能彻底摧毁黑社会犯罪的黑色经济基础，才是打击黑社会犯 罪的釜底抽薪之举。基于此，世界各国对黑社会犯罪都采用没收制度，使其达到“犯罪划不来”的目标。我国刑法中对黑社会组织犯罪既未规定其财产刑，也未规定黑社会组织成员财产来源不明时的处置，未能彻底摧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基础，致使黑社会性质组织虽然遭受打击，凭借其非法所得财富，仍然可能再犯。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规定相应的财产刑和罚金刑，从而摧毁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继续犯罪的基础。
绝大多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所以能够做大、做强，达到无恶不作、欺行霸市、为所欲为的地步，是和当地官员的勾结分不开的。地方政府官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长期合作，收受各种财物、请吃往来、纵情声色，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为非作歹、牟取非法利益的时候，某些道德沦丧的政府官员或是不闻不问，或是大开方便之门为虎作伥，甚至在案发后通风报信、对司法机关进行干涉。而我国刑法中，对“保护伞”现象并没有明文规定，仅是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身的行为进行定罪。譬如：贪污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等一系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罪的罪名进行定罪量刑。但在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将“保护伞”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分别定罪量刑的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况且根据刑法学原理，“保护伞”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起到的是共同犯罪的作用，如果要想从源头上打掉“保护伞”现象，只有将“保护伞”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共犯进行处罚，这样既可以从源头上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又符合
刑法罪刑相当原则的规定。[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