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法宪政主义之于中国政改的适宜性和正当性，第四章做了具体分析。
首先，也是众所周知的一点是，司法宪政主义与我国的宪法观不一致，违反中国既定的宪法框架，抵牾初具雏形的政改纲要，也是我国现实法院体制承受不起的。[2]
其次，司法宪政主义在政法原理上，也是成问题的。真正的民主是法治（包括法的安定性、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的基础和推动者。[3] 法治也唯独在对权力的民主控制（是程度大小的问题，而非有无问题）及支撑它的社会经济基础存在的国度，才能确立和发展下去。试图以司法宪政主义来限制民主，不仅将导致民主的萎缩，也将破坏法治本身的正当性和实效。关于它自身，关于它试图规训的民主过程，司法宪政主义都是建立在可疑的规范和经验假定之上的。
司法宪政主义内含两个基本假定：现代公民就公共议题（如人权）的实体准则，可以达成确定的理智的共识，这些共识构成民主的根本法；在探寻这些共识上，司法过程比民主过程更可靠。这两个假定都是不成立的。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在公共议题的实体准则上，公民普遍且合理地怀抱不同意见：这一方面是（经验上）因为，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因果关系是极复杂的，极难确定的；另一方面是（规范上）因为，公民对福祉和价值的认同也是相互分歧的。歧见纷呈，构成现代政治得以展开的环境。在公共议题的实体准则上，歧见若是普遍且合理地存在，那么，就不可以认为，普通的法官可以把自己的解释或判决建立在“正确的”根本法之上；就不可以认为，对于围绕人权和平等的歧见，司法过程的决定要比民主政治本身的决定，更周全更正当。
在这里，实体决定的正当性问题，不得不转化为决策过程的正当性问题。当面对歧见、又须行动时，谁可以根据平等关怀和尊重的原则，无偏私地反复权衡各种意见，并做出决策呢? 谁可以体现更具包容性的公共理智呢？谁更可以促进“自我立法以自由”之理想的实现呢？谁更可以促进公民认同和整合呢？是司法过程，还是民主过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宪法在此主要不是镌刻实体价值的、不可置疑的神龛。面对代议机关或其他宪定机关，宪法是根本法；但面对人民，宪法不再是根本法。从严格法秩序的视角来说，宪法主要是民主过程得以展开的结构，是克服其他人的恣意专断支配的机制。它的某些实体性规定，也只是关于待决议题的建议或理由之一（在第一批成文宪法中，法权清单只是作为序言或附件出现的；宪法主要是由形式和结构的条款构成的）。真正可以限制专断支配的，其实是结构和程序；若确立了正当的结构和程序，人权、自由和公正等价值，便可以大致上落实，剩下的争吵将是等而下之的政策议题。不过，精英阶层是支持司法宪政主义的，因为它把人权抽出政治领域，导致政治的专断和异化，伤害政治平等，侵蚀政治的公共性，固化特权结构，导致虚假-瘦弱-狭隘的民主。司法宪政主义不足以兑现自己表面上的庄严承诺，（如Roberto Unger所说） “是当代法学的肮脏的小秘术之一”，[4]也不曾为自己提供一致的本体论的证成。司法必须独立，这是现代政治的铁律，但这和政治或宪法的司法化是互不相干的，甚至是排斥后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