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宪法，还是法官的宪法？
翟小波
【全文】
一
世界是人的世界，人与人，在人之为人的层面，是相同的；但人总呈现为男女老少，这世界也因此缤纷灿烂。人的情欲和追求，在根本上，是相同的。但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人的烦忧和困惑，总表现为不同的具体难题。
宪法学人，最好是公允且深入地了解和剔择人间共同的宪法哲理，努力感受、观察、理解和表达此时此地最根本的宪法难题和政法环境；分析性和创造性地运用宪法学概念，从历史和当下的政治实践的常与变、苦与乐、经验和教训中，挖掘、提炼和发挥规范性资源(原则和规则的体系)，以缓解或化解此根本性难题。如此一来，宪法学才可获得实在的经验基础，才可获得厚重的历史正当性，才可兼具解释和批判的效能。
政治进步是历史地展开的，是不可简单模仿的。它取决于此时此地的政治欲求，受制于此时此地的政治现实。它不取决于宪法学人的一厢情愿。决定政治改良的主要因素是此时此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非“苏联或美国如此如此”。
近些年，陈端洪老师认为，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宪法难题，是主权难题。[1]虽然，海峡两岸的政治歧见，也与主权相关，但这绝不是这里说的主权难题。这里说的主权难题，主要是指，在特定政治体内，在公共议题（与私己关怀相区别）上，谁适合或应该拥有最高权？这一最高权如何才能真正落实？
主权难题，是我国百年宪法史的核心困惑。旧民主革命的第一追求，便是以民主取代君主；它虽取缔了君主，但却并未实现民主。新民主革命的第一追求，是要把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把人民主权从虚伪的形式转化为真正且充分的现实——这是更为艰巨的使命。《共同纲领》说，经由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五四宪法》说：“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八二宪法》说：“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不幸的是，这些政治宣告，并不曾解决我国的主权难题。它的安定且常规化的解决，取决于现实的物质关系的变迁，取决于大众政法观念的转化，取决于可落实特定主权原则的法权结构的生成。在后两个方面，宪法学者或可贡献一得之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