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评论》来说，笔者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局外人。一或许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吧，《评论》已成为自己日常学术研究的伙伴，不时地拿来翻翻，希望通过它来扩展自己的知识视野；二或许是因为《评论》通常被粗略地说是北大法学院学生自己办的，笔者虽不是编辑队伍中的一员，与多数人很是“素昧平生”，但也毕竟是在“北大法学院学生”的意义涵摄之下。这样说来，确实有些“攀亲戚”的味道，但不管怎样，这里我是以一个局外的“局内人”的身份来思考了一些问题了，就像一位老朋友在另一位老朋友境遇变化后，对其未来生活的一种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关注和思索。我思索的是（也想借机与诸位编辑讨论）《评论》成熟了吗？：它的最初宗旨或追求是否因为岁月的砥砺和现实的拷问有所改变或日渐确定？它是否经过十年的成长逐渐形成自己鲜明的相对凝固的特色，还是仍处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它是否真正清楚“自己是什么”、“自己要干什么？”以及“自己的行动规则和理念是什么？”它所确立的编审制度、编辑选拔与轮换制度及各项规则是否能够有效地保障自己宗旨和任务的实现，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周围环境变化，并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地主动地调整、完善和成熟？它是否善于总结并形成有效的传承机制等等。简言之，就是今天的《评论》有没有形成自己鲜明而实际的宗旨、理念、制度和特色。

　　一 宗旨

　　最初，《评论》的创立者这样表述《评论》的“宗旨”：“我们几位编辑反复讨论，对《评论》的宗旨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学术应当自律、自主和自尊’。”（见《评论》第1卷第1辑编后小记）接着，创立者对宗旨进行了解释：“所谓‘自律’不过是讲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仅指注释体例之类的外部形式，也不仅指不得剽窃抄袭之类的学术道德，更主要的是要求我们以学术的立场来展开批评、讨论和交流。‘学术的立场’大概首先要避免不着边际的争鸣、人格上的相互攻讦或没有根据的吹捧；但更主要的是指我们通过研究对象的建构来实现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这不仅意味着我们保持知识向度上的自觉，更主要的是我们在此基础上形成自主的学术共同体。惟其如此，学术研究才能真正仅仅因为在智识上的贡献而获得尊严；从事学术研究也将由此成为一种‘天职’”。（见《评论》第1卷第1辑编后小记）

　　这段文字无疑向我们展现了《评论》创办之初编辑们的苦心诣旨：他们希望《评论》奉献给学术界的是一注甘冽可口的清源，但同时也令人感到其对刊物宗旨的思考尚未成熟：且不说这里“自律”解释为“主要是要求我们以学术的立场来展开批评、讨论和交流”已是牵强，而其进而认为“学术的立场”“更主要的是指我们通过研究对象的建构来实现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学术研究才能真正仅仅因为在智识上的贡献而获得尊严；从事学术研究也将由此成为一种‘天职’”，从而导出对“自主”和“自尊”的解释更令人难以想象：“自律”如何能界定为“主要是要求我们以学术的立场来展开批评、讨论和交流”？如何意蕴上包含着“自主”、进而使得学术“自律”最终能够实现“自尊”。考虑到《评论》初创，创立者未必能够全心着力于此，宗旨的厘定上模糊不确定、认识尚浅在所难免，也许通过日后的践行会逐渐明确、清晰和成熟。然而，此后，除了《评论》时而不加阐释地、标榜式地提到上述6字宗旨外，笔者再没有见到《评论》对上述“宗旨”的进一步确认、阐释或重新表述，未见对其贯彻的总结以及对其宗旨本身与办刊实践相互对照后的反思，即便是在其五周年、十周年的编后小记中也是如此。这令笔者心生疑窦：“是不是《评论》编辑认为刊物的宗旨是有无可无呢？是不是认为原先的宗旨仅仅是应景之词因而不必追随呢？是不是认为这个宗旨本身并不具有现实上的引领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