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称奇的是，1949年前，在这种哲学影响下的毛泽东，每每取得非常巨大的成功。可以说，几十年来未逢敌手。不论党内曾经挤压他的，还是党外想消灭他的，最后全都败下阵来。经过他着手制定的革命方针，使共产党从山沟走到了京城，从散兵流寇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军事生存能力、战斗能力的革命组织。如此巨大的成功，几乎从不失败，是历史上那些起于布衣的王者所不能比拟的，更何况他所领导的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巨变，是在回应一个现代化的历史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成功的积累也更进一步促其肯定了其主体性哲学。所以才有了后来种种义无反顾、千夫所指也毫不醒悟、背离社会客观规律的政策之提出。

　　特殊的政治体制，特殊的人物，对现代化的特殊理解，使得毛泽东个人那种高扬主体性的世界观与现实的中国社会之进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互动。这在过去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因为过去没有如此深刻的时代问题需要主体通过积极的活动来改造世界，也没有这样的体制与条件可以使一个人的哲学思考能够如此淋漓尽致地反映在国家行动的各个方面、并且直接影响到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在技术条件落后的农业社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皇帝也想如此“有为”，距离以及乡土社会的自我封闭性都足以弱化各种外来干预的冲击。同时，毛又是如此高扬主体精神、主观能动性，其对主体能力的肯定上升到一个非常夸张的高度，往往突破了常识的限制。而毛对于中国现代化路径的理解又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于是中国就经历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实验。毛的个人哲学与中国社会融合起来，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革命战争到国家建设，再到文化大革命，都深深打上了毛哲学思考的烙印。毛试图在他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基础上，来组织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过程。这个过程的许多具体内容与形式，都是毛直接设定或者影响下的结果。除了体现高扬的主体性特色，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也设定了必须经常核对的政治标准。毛之前的中国，可以说就是毛哲学的一个试验场；而毛之后的中国，谁的哲学也不可能将中国作为他独占的试验场。大家仅仅是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实践着自己小小的认识，只是整个局中的一个棋子，没有操盘手了。

　　三、总结：对毛的评价

　　剥离世俗政治的标准，不谈其所谓功过，毛的确是古往今来少有的成功者。其一生的哲学思考，其所欲实现的理想，都在现实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毛所要回答的也是中国怎么从古代社会走到现代社会的问题。毛的秉性特色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有着巧妙的契合，使得他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开始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最终却是以他个人特色鲜明的解答结束。毛的个人哲学在更广大的中国得到了实践。他是一位“哲学王”，是柏拉图的那个幻想的现实存在。他把他的哲学思考，对现代化内容与手段的这一深切社会问题的理解，而不是一些肤浅粗俗的不着边际的幻想，通过杰出政治人物的权威及其“王者式”的权力，实践于整个国家。这也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士大夫的终极理想，“内圣外王”的完人境界。因而可以说，毛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实现了这一传统文化终极设想的人，是传统的一个最高峰，也同时是永远消亡前的“回光返照”。“哲学王”只能是一个无法评价的角色。因为他既可以建立古往今来前所未有的盖世功勋，将他的主体哲学，变成一种全社会的哲学，从而实现哲学，并最终消灭了哲学，完成了哲学的历史使命。毛就是这样，他对马克思主义大胆地灵活运用，他在革命实践中创造的无数方针政策，令中国这个积重难返的庞然大物顿时陷入了集体性的兴奋之中，全社会被刺激起来，所有的能量都爆发出来，每个细胞都充分运动起来。在这一刻，我们第一次感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实现了完满的融合，我们感到了自己的存在。我们不再为社会与个人的对立与分裂而陷入苦恼。因而其他的哲学也就消亡了，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人沉浸在一种完满的同一性中，感受的是界限的消失、融合的愉悦，能量的释放与个性的张扬。但“哲学王”也用其个人哲学消解了其他主体的思考，甚至是强制与任意地消解其他个体的自由。人只能在设定好的秩序下活动，成为整体的一部分、一个零件，因而也就是整体哲学自我实现的一种手段。当集体性的兴奋陷入集体性的癫狂，乃至最终集体性的痉挛时，人们一旦清醒过来，之前的快感顿时化作种种不安、痛苦、迷茫，终于陷入对于哲学王和哲学本身的质疑与敌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些曾经让一代青年兴奋非常的运动，最终得到的报偿是80年代曾经出现的过激烈否定，至今波澜未已。哲学王的出现，使历史本身更加完满。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发挥极致，使我们与传统最终的决裂更加的彻底。不经过此，我们就无法完全走出传统。从这以后，中国社会再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统一性。试问：今天谁有能力掌握文化领导权呢？是日渐式微的正统意识形态，是“国学运动”导致的传统文化复兴，还是官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使不论是谁成为主流，都不可能把别人的哲学完全吸纳进来了。从这一点说，我们已经走出了传统，至少是“道统”已经荡然无存，因而走向了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