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现代化过程被置换成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形成于西欧现代化过程之中，是一种在现代社会还没有完全展开其自身逻辑的时候，就非常具有前瞻性地质疑现代性的后现代反思；而中国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在此间只属于后“后现代”了。其所以为一些人采纳，不只是因为其阶级斗争学说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第一次勾勒了一个较为严谨的、完整的框架，具有理性的说服力；同时，更主要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主张，令中国知识精英们理解国家贫弱找到了一种解释，成为一种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救亡工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也就必然需要中国现实的质料加以填充，改造。这种质料，除了中国经济社会具体的发展要求，当然也就包含传统文化不知不觉的影响。

　　论述了这个大背景，我们才能通过理解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来评价毛泽东的哲学及其对于现代化这一总体性问题的回答。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修齐平治”、积极于时务的用事态度。孟子有云：“夫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种用事之心，可以说是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的传统。传统文本中有这种精神非常丰富的养料。历代著史者将他们的时代内容整理筛选，形成文本时，也有意的将这种精神保留了下来。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是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些积极精神在他那里很早就牢固地形成了，并且对后来产生很深的影响。比如：毛还在乡下读书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耕田乐，天天有事做；……；多年副产积满仓，农事毕，读书甚馨香；坐待时机自主张。”前头都很平常，讲劳动的快乐。劳动完了，读书又非常有意思。突然来最后一句，成为点睛之笔，之前平常的话，经过这种非常含蓄的，但是又能让人清楚地感到背后强烈情绪的煞尾，则说明了毛很早就有非常鲜明的用事态度。这个跟他积极投入革命也很有关系。可以说，传统文化的熏陶，反而促进了毛更加积极的投入一种反传统的运动之中。

　　用事之心，也包含着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追求。如不是这样，那么很难想象一个想建立功勋的人会自轻自贱。当他走上历史舞台时，就注定了毛这个角色，一定不会是一个甘于寂寞、平庸的角色，不会是一个非常容易根本性否定自己、敬仰别人的角色（当然不排除在具体问题上的否定，服从理性的权威）。积极用事，自我肯定，自信不凡，敢作敢为，这种禀赋与本来就也非常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恰好形成一个富有戏剧化效果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的、彻底性的思想特色合毛的口味，促进了毛个人特色的进一步强化；而毛把这种主体性的张扬与发挥也带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在毛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中，寻找高扬主体性的、与已相得的文本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