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及时打击犯罪自是司法机关应有之责，如果司法机关能够履行好自身使命，那么强调从快打击犯罪是否必要就应当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四、严打与“第四十一篇：如何预防犯罪”

　　严打作为打击犯罪的非常手段，其目的在于缓解社会治安状况，通过适用重刑预防犯罪的发生。那么严打政策能否达到这一目的呢？贝卡利亚的回答是：“人类的法律是不可能组织出现纠葛和越轨行为的，这只是个别人发号施令时的臆想。对大量无关紧要的行为加以禁止，防止不了可能由此产生的犯罪。相反，是再制造新的犯罪，是再随意解释那些背宣传为永恒不变的美德和邪恶。如果必须禁止有可能引导我们犯罪的一切，那么我们的境况将会怎么样呢？那就非得让人们不要去适用自己的感官。”严打时期流行的入罪处理实质上就是“制造新的犯罪”，通过刑事政策的使用将一直存在的行为网罗进刑法的打击范围，表面上可以表现为犯罪破坏率的大幅上升，然而对于社会治安状况会有多大的实质影响则是无法证明的问题，犯罪破环案件数字的增加因此也不必然标志社会治安状况的好转，这样的情形下也许恰恰是人人自危。

　　“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在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严打政策正是通过重刑治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然而正如前面提及的，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其严酷，而在于其必定性。一味强调重刑未必能达到刑罚所追求的目标，因为“人的心灵就像液体一样，总是顺应着它周围的事物，随着刑场变得日益严酷，这些心灵也变得麻木不仁了。生机伯伯的欲望力量使得轮刑在经历了百年残酷之后，其威慑力量也只相当于从前的监禁。”因而预防犯罪并不必然要求对罪犯施以更重的刑罚，而应致力于司法的准确与及时，使正义能够及时彰显。并且较重的刑罚往往还有一个不利的后果：它会促使罪犯为所面临的恶果二积极地规避刑罚，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可能产生更多的犯罪。

　　犯罪的成因决定了犯罪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其本身是无法避免的。而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变革期，道德、行为失范现象严重，传统秩序与权威逐渐淡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犯罪率上升是转型社会的副产品。这些都注定了“严打”无法实现消灭犯罪的“理想”，否则就不会存在反复的严打斗争。诚然，严打之所以能长期延续， 与民众的支持有关。从重从快打击犯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 没有人会怀疑政治决策者的这一出发点和良善动机。司法是为了保障国民的自由与安宁，完全忽视国民的情感是不现实的。然而，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司法行动，严打涉及的却是诸多犯罪人的切肤之痛，司法在与民意的互动中是否必须对“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亦步亦趋，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总之，刑罚这把双刃剑， 务必慎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