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也是司法公正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司法的目标是追求正义（Justice），从雅典的民主制度和罗马的王政到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确立法治的权威莫不需要德行和法律素养都很杰出的法官队伍。法官虽然不是神坛上的偶像，但其应当富有正义感、公正廉明、毫无偏私、精明强干，以便尽可能精准的做出司法判断。我们越是把独立的司法裁判权交给法官，就越需要法官具备良好的品行和美德来做出司法判断。亚里士多德说：那些想学习高尚和公正的人，也就是想从事政治事物的人，最好是从习性或品德开始。[25]如果司法者没有良好的品行，法律根本不能伸张什么正义。司法者操民众所赐的正义之剑，如果用来谋取私利，就不可避免地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四、法官自由心证的监督和救济机制

　　自由心证制度的贯彻执行，从根本上说还是依赖于法官的人格、学识和经验，因此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无法完全排除自由心证与生俱来的不合理因素。鉴于此，对自由心证进行监督和救济的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主要体现为判决理由公开和上诉制度两个方面。

　　1、判决理由公开制度

　　当代自由心证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开、开放的心证。法官自由心证的公开，其实就是将司法过程中审查证据、认定事实的所有程序公开，从而使人们通过对程序正当性的认可建立起对结果真实性的信赖。除此外，审判公开还使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从而使上级法院和社会公众对司法进行有效监督成为可能。只有如此，法官的心证才有可能根据证据和相应的论证生成，并接受经验和逻辑的检验，而不是根据非理性的因素形成。

　　判决理由公开制度，就是法官在判决书中应当载明法官形成心证的证据基础、证明评价的过程，实际上是对法官认定事实的心理过程的描述。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 1款规定：“作为法官心证根据的理由，应在判决中记明。”我国《民事证据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 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79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法官通过公开其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当事人、上级法院、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法官心证形成的合理性进行监督才成为可能，这样才有利于防止和制约法官的恣意心证活动的发生。

　　2、上诉制度

　　上诉作为当事人的一项程序性权利，其实质意义在于纠正初审判决可能存在的错误，包括程序性错误和实体性错误。美国学者迈克尔·D·贝勒斯认为，“确定依法当然取得的上诉权的主要理由必定在于避免错误成本，但问题是上诉制度的这种纠错功能在自由心证这种事实判断活动中是否有效。”[26]在事实认定问题上，上诉制度的纠错功能似乎显得有些难以自圆其说。因为：首先，人类的共同认识能力使上下级法院的法官面对同样的证据时，其判断力并无差别；其次，现代诉讼中上诉审理的范围更倾向于以当事人的上诉申请为限，而不再全案审查，这一作法反倒使上诉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问题上受到了比初审法院更多的限制；最后，与法律适用不同，诉讼中事实的认定是排斥统一标准的，而这正是实行自由心证的原因。

　　所以，自由心证制度将证据的证明力交由法官自由地判断，故第二审法院通常不会对初审法官自由心证的内容进行复证。上诉制度对自由心证的制约，主要不是体现在纠正初审法院在证据证明力的判断错误方面，而是对初审法官在认定事实是产生一种观念上的制约，使其不至于违背经验法则和论理法则而肆意地滥用权力。根据本文前述关于自由心证的界限和闲置的阐述，我们认为至少下列情形属于上诉审法院进行监督和救济的理由：

　　第一，初审法官超出了自由心证的范围，亦即违反了辩论主义和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

　　第二，初审法官在心证过程中错误适用了经验法则，或违背了论理法则；

　　第三，初审法官的心证活动违反了法定的证明力规则；

　　第四，初审法官的心证活动没有达到法法律对心证最低限度的要求，既没有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的要求。

　　五、关于南京彭宇案的评述

　　在南京彭宇案中，法院的裁判可谓是对自由心证优缺点的一次绝好的展现。初审法官在判决书中对自己的心证过程进行了全面地展示，对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自己选用的经验法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我国传统的“原告诉称——被告辩称——本院认为——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这样格式化裁判文书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对初审法官进行赞扬，正是因为初审法官详细展示了自己的心证过程，才使我们对法官的心证活动是否合理进行监督成为可能。但是，现代自由心证制度不允许法官恣意心证，而是提倡合理的心证，初审法官的心证是否合理呢？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