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类推，以及科学研究中的“比较”，可以作为认识一种新生事物或未知事物的方法，但这绝不等同于刑法司法过程中的法律类推。如果法学研究通过类推或比较得出某种结论，例如认为梁丽的行为可以成立侵占罪或盗窃罪，只能通过立法程序将这样的研究成果固化为法律的明确的文字规定，而不能直接以某个学者的研究方法给人定罪。

　　在此，我们要向法学家们重新明确一下我国的法律规定：在刑事司法领域，禁止类推。即使是著名教授提倡在刑法领域适用类推也是不对的。

　　同情弱者，保护秩序

　　更要遵守法律规定

　　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同情弱势群体，不能以损害正当的社会秩序为代价”。这话是对的，但具体到梁丽案件上，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深圳检方作出不起诉决定不是由于检方遵守法律，而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事实上，深圳检方作出此决定时，并不是由于同情弱者，而是出于对法律遵守。

　　在梁丽案件上，如果深圳检方的理由是，“本应该以盗窃罪起诉，但由于她是弱者，出于同情，才不起诉她”，检方就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据报导，深圳宝安区检察院认为，在审查起诉阶段，经对全案的事实证据进行审查研究，构成盗窃罪的证据不足。根据“刑疑惟轻”的原则，从有利于梁丽的角度出发，认定梁丽不构成盗窃罪[2]。

　　可见，深圳检方在梁丽案件中是遵守了相关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不是出于对梁丽的同情。

　　依照法理的法律诊断

　　似是而非的结论

　　我一再强调，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上，在案件的事实已经查清的情况下，审理案件的标准只能有一个，这就是法律的规定。在刑事侦查阶段，可能存在疑难案件，因为一些案件的线索并不清晰，刑侦人员要依靠缜密的侦查来获取证据，还原当时发生的情况，即寻找法律上的事实十分困难。但进入到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就不存在疑难案件，因为法律已经给出了相关的处理方法，对检察官和法官来说，再难的案件也不是为难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