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谁，都只有遵从法律一个选择

　　接到东莞珠宝公司报案时，深圳警方以盗窃罪立案，是恰当的。因为此时情况不明，不知是盗窃还是被人拾得，但不是教授所言之“法律和法理不明”时警方的选择权。警方介入调查对于迅速找到遗失的物品有重要作用。所以，警方以盗窃罪立案并不是于“法理上并无不妥”，而是遵从了法律的规定。当然，在侦查过程中警方可以根据其掌握的证据选择是否停止侦查、是否送交检察院起诉等。

　　教授认为，“最终如何定罪，依法官之衡量”。在这里，显然教授又忘记了法律的规定。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官和法官在诉讼活动中行为进行了规范，法官并不能随意“衡量”而给人定罪，他像机器一样严格地对照事实与法律进行审理，首先确定事实，再严格地对照法律进行定罪量刑。

　　即使在英美法系，对于民事案件法官可以依判例进行判决，法官可以造法，但到刑事案件都是十分严格地遵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判决，其陪审团既是对嫌疑人是否犯罪进行裁定，又是对法官审理过程进行监督，虽然根据法律规定这些陪审团的成员必须是不懂法的优良的社会公民。

　　在刑事司法领域，法律和法理不明之时，无论是谁，都只有一个选择，这就是，遵从法律。

　　79刑法可以类推

　　97刑法已经废止

　　我同意教授的一个观点，不知道物品的价值，有人盗窃了它，不影响定罪。因为刑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嫌犯事先知道被盗窃目标的价值才去计算其价值，这种情况下计算的依据仅有一个，就是只能依据物品的实际价值进行计算。

　　但是，教授在分析法律问题时使用“类推”方法却从根本上违背的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1979年的刑法第79条规定可以适用类推，这样存在的问题就是用已有的罪名去套嫌疑人的行为，只要类似就可以定罪。这种规定是违反人权的，对公民的人身权利没有基本的保障，所以1997年的新刑法废止了这样的条文。这是法治水平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