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监会的用心可谓良苦，但这种顾首不顾尾的做法却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严重后遗症。首先，“交强险”名称不具有合法性且与《道交法》的规定相冲突，导致法律适用混乱。由于名称的不一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相关部门又均未明确“交强险”就是《道交法》第17条、第76条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审判实践中，法官在适用《道交法》第76条判令保险公司承担责任时，颇觉为难，无法确认两者就是同一个概念，而当有保险公司提出其承保的是“交强险”，而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并以此作为拒绝赔偿的抗辩理由，法官却也无从反驳，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干脆引用《条例》而回避了第76条，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回避了《道交法》，判决如何使人信服？其次，“交强险”的名称也不利于该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交强险”规定保险公司仅对车上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的是第三者的损失，对于车上人员、被保险人则不负赔偿责任，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名称给人感觉只要机动车方存在事故责任，保险公司就应该赔偿，造成谁的损失在所不问，很多人会因此理解为“交强险”同样赔偿被保险人以及本车人员的损失，显然，这样的理解与立法本义不相符合。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违反法律的，应该予以撤销或修改，《道交法》属于法律，《条例》属于法规，《条例》违反《道交法》，则必须予以修改，故“交强险”的名称应修改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既体现了法规与法律的一致性，维护了法律的权威，也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减少不必要的争议。

　　二、责任限额模式不合理，应予以完善。

　　《条例》的实施，不仅没有减少交通事故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反而，使得人民法院受理的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案件曾几何级数增加，很多法院不得不专门成立交通事故法庭，以处理大量涌入法院的赔偿案件。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事与愿违的怪现象，与“交强险”制度本身尤其是责任限额模式存在重大缺陷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