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观点从扩张解释的角度出发，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的范畴。所谓扩张解释，是指刑法条文所使用的文字失于狭隘，不足以表明刑法的真实意义，于是扩张其意义，使其符合刑法真实意义的解释方法。[9]扩张解释必须是在刑法的文义“射程”之内进行解释，超出刑法规范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进行解释就是类推解释了，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我们认为这种对于《刑法》385条所规定“财物”的解释方法是适当的。这是因为，首先财产性利益在“财物”这一字义所涵摄的“射程”之内，符合字义解释所划定的解释界限。其次这一解释符合目的解释的方法。目的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的目的，闸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10]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行为人将权力作为与财产性利益交易的筹码，实质上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应受刑法否定性评价。

　　在上述两种观点的基础之上，有学者从历史解释的方法出发，他们认为，1997年修订《刑法》时，对于贿赂的范围是否应当限于财物，曾经再次展开讨论，但是，主张扩大贿赂范围的意见最终仍未被立法机关所采纳。据此，立法的本意是把贿赂的范围只限于财物，就是说上述第一种意见是符合修订刑法的原意的，司法实践中要严格遵照执行，不能任意扩大贿赂的范围。[11]对于免除债务，有的把这叫做财产上利益，这固然也无不可，但是，更确切地说，这也是收受了财物，只是对方支付财物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因为两者都是与财物所有权转移相联系的，接受了上述利益，应视为受贿。[12]这一解释方法就免除债务而言在解释结果上与第二种方法并无二致，但是在解释方法却摇摆与字义解释与目的解释之间。既主张不能扩大财物的范畴，应严格遵循字义解释，同时又认为财产性利益也是一种财物。这种解释方法因不能自圆其说，故其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