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丙正在非法杀丁时，甲与乙没有意思联络却同时开枪射击丙，丙的心脏被两颗子弹击中；但甲知道丙正在杀丁，乙不知道丙正在杀丁。行为无价值论会得出如下结论：乙开枪是违法的，构成故意杀人罪；但甲不违法，不成立犯罪。言下之意，只有知道丙在杀丁时，挽救丁的生命的行为才是合法的；不知道丙在杀丁时，挽救丁的生命的行为是非法的。但是，这样的结论难以令人赞成。根据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甲与乙的行为客观上保护了值得保护的法益，都缺乏成立犯罪所要求的违法性，故甲与乙的行为都无罪。
本来，行为无价值论应当认定偶然防卫成立犯罪既遂，但是，由于这种结论不合理，现在的行为无价值论一般认为偶然防卫成立犯罪未遂。因为偶然防卫行为没有造成法益侵害结果，相反保护了法益，结果是有价值的；但由于其行为无价值，所以成立犯罪未遂。概言之，偶然防卫的结果是不被禁止的，但偶然防卫的行为是被禁止的。显然，在行为无价值论看来，即使偶然防卫造成了保护法益的好结果，也必须予以禁止。可是，如果刑法禁止偶然防卫行为，就必然禁止保护法益的好结果。
从逻辑上说，结果无价值论仅将结果无价值作为违法性的根据，而二元论对违法性的判断，同时要求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故二元论有利于控制处罚范围。然而，二元论者从限制违法性的范围出发，却导致了限制违法阻却事由的成立、扩大违法性范围的结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元论者要求行为人在客观上保护了法益的情况下，还必须认识到自己做了善事，否则其行为被评价为恶的行为。换言之，即使行为人客观上保护了法益，但只要其内心邪恶，就构成犯罪。这已经趋向于行为无价值论所反对的主观主义立场了。
（五）责任论
行为无价值论者指出：“责任不是为处罚提供根据的要素，只是单纯限定处罚的要素。违法判断，只能是确定处罚对象的判断（因此而明确为什么处罚某行为）。打个比喻，违法是犯罪论的发动机部分。责任，因为只是单纯限定处罚的要素，所以它只是刹车。”[29]由于仅凭违法性确定处罚对象，所以，故意、过失必须成为违法要素。处罚根据完全由违法性决定，而不是由违法性与有责性共同决定。本文难以赞成这种观点。
首先，为犯罪提供根据的要素与限制犯罪成立的要素并不是对立的。如同构成要件既为违法性提供根据，也限制了处罚范围一样，责任并不只是限制犯罪的成立，同样为犯罪的成立提供主观的根据。违法是客观归责问题，责任是主观归责问题；二者相当于哲学上的因果责任与道德责任；[30] 因果责任与道德责任的根据不同。其次，如前所述，倘若将故意、过失、目的等作为违法要素，那么，责任论就成为责任阻却事由论。但是，将责任判断归结为消极判断，容易违反责任主义，不仅与行为无价值论者所采取的犯罪论体系不协调，而且导致认定犯罪的整体性。再次，行为无价值论者也承认责任有轻重之分。可是，如果将故意、过失、目的等主观要素纳入违法性之后，责任就基本上没有轻重之分了。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不同行为人的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与期待可能性没有区别。即使存在些许区别，司法机关也很难作出判断。最后，联系中国的刑事立法，将故意、过失作为违法要素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例如，责任能力是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分别与故意的认识因素、意志因素相对应：没有辨认能力的人，不可能具备故意的认识因素；没有控制能力的人，也不会具备故意的意志因素。然而，行为无价值论将故意、过失作为违法要素，却仍然将责任能力留在有责性中，这也是不协调的。正因为如此，部分行为无价值论者不得不将辨认控制能力纳入行为能力概念，并将行为能力作为违法要素归入构成要件，而将责任能力作其他理解。[31] 但这种做法使三阶层体系中的构成要件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内容，也难以被我们接受。
根据结果无价值论观点，责任是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非难可能性。进行非难的根据，是行为人具有他行为可能性，这便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过失、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以及期待可能性。但是，非难可能性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行为人是故意还是过失。与过失相比，故意更值得非难。所以，故意、过失是两种不同的责任类型或责任形式。
将故意、过失作为责任要素，意味着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不以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过失为前提。因此，误将他人财物当作自己财物而取走的，误以为熟睡之人是自己的妻子而触摸其隐私部位的，都是侵害他人法益的违法行为。行为无价值论习惯于认为，将类似举止“正常”、不悖“常情”的行为判断为违法，违反了国民的法感情。可是，上述行为的确在客观上侵害了他人法益，将其认定为合法反而违反了国民的法感情；也必须肯定被害人可以进行正当防卫，否则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法益。况且，三阶层体系中的违法与一般国民所称的违法以及“违法必究”中的违法不是等同概念；认为“窃取”、“猥亵”必然包括主观要素，否则并不违法的观点，要么是一种感情论，要么没有区分不同的违法概念。
（六）未遂犯论
行为无价值论认为，“在没有实现侵害犯的结果无价值，存在行为无价值的场合，成立未遂犯；反之，存在侵害犯的结果无价值，但不能确定行为无价值时，欠缺不法，因而不可罚。”[32] 据此，行为无价值是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可是，几乎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只处罚既遂不处罚未遂的情形。例如，在中国，对滥用职权未遂、破坏通信自由未遂等情形，不可能定罪量刑。根据行为无价值论，行为是否违法，是在行为时就能确定的。于是，只要违反了行为规范，就具有违法性，上述未遂行为也具有违法性。这便不当扩大了违法性的范围。当然，行为无价值论者会回答说：上述未遂行为因为欠缺既遂条件，所以不成立犯罪。但是，在上述未遂的情形（除能否成为防卫对象以外），完全没有必要将其评价为刑法上的违法行为。
关于着手的认定，行为无价值论一般采取形式的客观说，即实行的着手以实施一部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显示构成要件特征的行为）为必要，而且以此为足。然而，形式的客观说没有明确回答什么叫着手和如何认定着手，还会扩大未遂犯的处罚范围。例如，甲为了达到与乙女发生性关系的目的，书写了匿名恐吓信，要求乙于次日晚前往指定的地点，否则会杀害乙。次日早晨，乙发现恐吓信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晚上，甲来到信中指定地点等待、观望时，被守候的民警抓获。根据形式的客观说，甲已经着手实行了强奸罪，故应认定为强奸未遂。但是，这种观点明显不当。正因为如此，部分行为无价值论者采取了实质的行为说，即开始实施具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的行为时就是实行的着手。[33]例如，A通过邮局将毒药寄给外地的B，希望B饮用后死亡。实质的行为说一般认为，A寄送毒药时就是着手。显然，实质的行为说基本上重视行为无价值，也过于扩大了未遂犯的处罚范围。
结果无价值论所采取的结果说认为，当行为发生了作为未遂犯结果的危险时，即侵害法益的危险性达到了具体程度时，才是实行的着手。例如，上例中的甲仅成立强奸预备；上例中的A在寄送毒药时还没有着手，只有当毒药寄送到B手中，才产生紧迫的危险，此时才能认定为着手实行犯罪。在笔者看来，结果说有利于合理区分未遂犯与预备犯。因为中国刑法处罚预备犯，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实质区别，在于侵害法益的危险程度不同。而不是危险有无的不同，否则就不能说明预备犯的处罚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