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可欣慰的是，步入后农业税时代以来，此种状况已大有改观，部分原因在于村民小组在实际上发挥了村民自治的功能。[2]当然，情况也不容盲目乐观，因为村民小组本身也备受诟病。笔者在实地调研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河南某一农业县人民法院法官在接受访谈时就表示：“村民小组虽然是一个经济单位，但其组织并不规范，没有法定代表人。小组长很多都是临时指定的，且经常变更。因此，在有关村小组的诉讼中经常出现无人代表的问题，诉讼因而无法进行，也当然地很难取得什么结果。”可见，“三级所有”中由村民小组代替“村内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模式同样存在“所有权主体虚位”的弊病。
由是观之，《物权法》关于农地所有权主体的相关规定，在其规范模式上尚未冲破原有制度的种种樊篱，而仍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离《决定》的要求更是相差甚远。诚然，对权利主体的定位，远非毕其功于《物权法》之一役，加之对这一主体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为民事主体理论，故尚需民法典等上位法的支撑。毋庸置疑，在学理上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是极为必要的。
二、农地承包经营权问题
农地承包经营权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基础，而“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被作为首要目标写入《决定》。换言之，如何赋予农民完整、有效的权利，并长期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保障是我们今后的首要任务。在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流转、调整以及救济过程中都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根据《决定》的目标和要求，结合物权法学的基本原理对《物权法》中的相关规定逐一评析。
（一）农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中的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农地承包经营合同与农地承包经营权关系的处理问题。《物权法》第127条的规定表达了这样一个程序：(1)签订合同；(2)设立农地承包经营权；(3)取得农地承包经营权证；(4)登记农地承包经营权。从上述步骤来看，签订农地承包经营合同为设立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法定条件。其实，《物权法》第127条的规定实质上就是民法学中的权利“继受取得”，意在强调农地承包经营权并不是原始创设的一种权利，而是存在于他人所有权——农民集体的农地所有权——之上、由他人让渡的一种他物权。也就是说，农民取得农地承包经营权需通过法律行为予以实现，故其设立还须通过承包方与发包方订立承包经营合同。而且，农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性质的意义在于其性质与效力的法律强制，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宣示，而其设定的债权方式之意义则在于明确具体的权利内容，如具体期限、农地的面积、四周边界等。至此，农地承包经营合同与承包经营权的关系方豁然开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