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境遇中，现代性在本质上还处于一种“不在场”和“无根基”的状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设计的主导取向存在一定的缺陷，即我们的主导价值不是促使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的变革，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强化了乡村结构的经验式文化基础，这突出地表现在城市化战略的人为滞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秩序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的乡里制度、宗法血缘关系把传统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对土地的依赖之上。从根本上说，农村和农民并不单纯是一种地域概念、领域概念或身份概念，农业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形态或社会结构，它首先代表着一种文化存在方式或生存模式。[32]上个世纪的社会变革虽然使旧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等依旧以某种方式延续着人对土地的传统自然依赖，即使在现在，尽管户籍制度已经出现松动，人口流动也不断增加，但是这些问题仍然存在，而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家不仅是一种现实状态，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发展思路。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如果得不到根本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也难以有所改观。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难的困境：是继续改造社会以适应于法治，还是改造法治以适应于社会。前者是包含了强烈价值取向的对社会的塑造，是所谓“规划的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不完全对应于现实生活，而是要“以规则委屈事实”。[33]这种方式先设定一个理想模式，然后不断推动现实向这个理想靠拢，最终达到二者的统一。但正如上文所说，这种做法遇到了许多根本性的困难。而后者则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是否一定要照搬西方的法治模式，我们是否能发展出一种建立在所谓“本土资源”上的中国式法治？这一问题可能非常有吸引力，但也是不甚清晰的，因为其前提是可以有对法治的不同界定，这种说法当然不错，但是我们对法治的理解的差异究竟可以扩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还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当然，这种思路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切的改革都不可能是无视社会现实的，正如费孝通所说，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进行一切有效改革的前提：“文化的改革并不能一切从头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型式，然后搬进来应用，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新的得在旧的上边改出来。”[34]但是至于怎样改，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这众多重困境之下，无论是继续改造社会以适应于法治，还是改造法治以适应于社会，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对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保有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所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它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去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改造和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35]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寻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