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水波”描述与其说是一种定义，不如说是一种比喻，因此，尽管差序格局早已成为人们分析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对它的具体涵义还存在争论。比如，人们通常根据费孝通的比喻把差序格局视为一种对社会关系的描述，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将差序格局理解成社会关系的结构，再推论成为人际关系的结构，再进而变成“关系”、“关系网络”的同义词，是对这个概念的重大误解，因为费孝通一再把差序格局界定为“社会结构”。正确的理解应当是把差序格局看作“一种立体多维的结构，而不仅仅是一个平面多结的网络。在这个结构里，纵向的等级差别至少与横向的远近亲疏同等重要。”[4]我也倾向于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费孝通讲差序就是人伦，而中国传统社会所有的人伦都是讲差等；此外，儒家讲的“仁”除了具有“亲亲”的含义外，也包括“爱有差等”的含义，即人与人之间无论是血缘家庭关系，还是社会政治关系，都必须有亲疏贵贱的伦次等差，否则就会陷于混乱。这些例子都明确地表示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存在。

　　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礼治秩序”，就是利用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伦理维持社会秩序。其本质是依赖着相关个人自动地承认自己的地位。[5]在费孝通看来，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如果单从作为行为规范的意义上来说，礼和法律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然而二者维持规范的力量是不同的：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则是传统。[6]也就是说，维持礼俗的力量不是身外的权力，而是身内的良心，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与团体格局相联系的则是法治秩序。在这种格局中，“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7]在这样的社会中讲的是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要保护这些权利，因而制定法律。法官在审判的时候不是在分辨是非，不是在教化人，而是在厘定权利。

　　通过这种比较的分析，费孝通精当地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秩序特征。当然，对他所提出的这些概念，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比如有的学者对礼治秩序中的“无讼”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明清以来诉讼的频繁，说明乡土中国已经孕育了现代性的法例要求。这是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对礼治秩序提出的驳难。[8]但是，这些观点并不能否认这一研究的价值。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和秩序的分析和判断是有说服力的，而孙隆基所说的中国人的“自我压缩”、许琅光概括的“情境中心”、杜赞奇所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内卷化”等提法，其实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差序格局”的判断。同样，也有许多研究表明中西方文化确实存在一种背向特征。比如昂格尔就认为，如果把法治的程度当作坐标轴，那么传统中国构成其负的极限值，近代西方构成其正的极限值，其他各种文化社会都只是在这两者之间各得其所而已。[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