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立法者本意是为了从速、从重严厉打击犯罪的需要，对某些类型的案件省略开庭程序，可以理解。现在时隔二十几年必须要改换思维，当以保护人权为上，开庭还给被告人一个充分辩护的权利，同时能防止暗箱操作，防止徇私舞弊，防止贪赃枉法，防止冤假错案频频发生。

　　如是立法技术上的错误更应改之，既然规定了“应当”何须“可以”。按照一般的逻辑知识，“应当”可以包含“可以”，“可以”不可以包含“应当”，“可以”可以作为“应当”的补充，“应当” 不可以作为“可以” 的补充，现实反过来了，“应当”作为了“可以” 的补充，也就说二审必须开庭，作为了审查不开庭的补充，开庭率极低，有的法官几年都不开一个庭，可见一斑。

　　最高司法机关率先决定一审判决死刑的案件，二审一律开庭审理，这其实已经改变了上述条款的内容，一个程序不会也不可能由不同的案情来左右，死刑案件与非死刑案不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和适用不同的程序。

　　刑事二审程序没有规定的适用一审程序，过于原则，形同虚设，一审和二审有着不同的诉讼目的，参与人也发生了变化，二审检察官是什么诉讼地位没有规定，开庭质证、辩护也同一审不同，被告人翻供或者出现遗漏的被告人如何解决等，急需尽快修订，立法解决二审专有的具体程序。

　　二审不开庭进行书面审查，这种体制是构建在法官绝对公正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现实中的有些法官审判能力不足，极少数法官道德缺失，缺失控辩双方的监督是极其可怕的，没有辩护者的场合，很难确保当事人家属或公众的适时监督，那“暗箱操作”将实难杜绝。况且不开庭，使得被告人没有充分的辩护机会，难于充分阐述上诉理由，不进行有罪证据的质证辩论，难于认定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罪和原罪推定的翻版。

　　实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程序正义不能忽视，虽然从概率学上说这种不公正极小，甚至可以忽略，但在刑事法学概念不能混同，往往一个冤假错案对当事人来说就是人生浩劫，对国家法制体制来说就是一次摧毁。

　　刑事二审程序的纠错功能，客观上铸就了二审重要于一审，唯有认真对待二审审理，才能在充分调查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发现错误，正确适用法律。

　　书面审理，看不见被告人、证人的表情和反应，控辩双方的争执焦点不突出，没有此消彼长的论证过程，没有鲜明突出的论证证据，法官居中裁判的地位被模糊了，法官阅卷等于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