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建国理想，究竟是什么？是已被确认的人类的普世价值？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念和新价值？不可否认，国家的存在只是为了适应人类在某个时期内更好的发展，它并不具有永恒性。普世价值固然重要，但那是存在于全人类之间和每个人之内的道德。国家的理想必然是将这种普世价值的城邦化，将其改头换面之后，植根于政治的运作模式之间、经济的发展体制之内、文化的传播范围之中，而实现一种“国家意义”上的正义与自由。但这种正义与自由的前提是：附着于国家的存在本身所蕴含的私欲之下。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私的国家，也就注定了一个人往往会遇到伦理和道德上的困境，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内心崇高的正义同样巨大，就同样折磨着一个人的内心。

　　因此上，我希望中国的建国理想能确认这样一个前提：在确保普世的价值和国家的私欲的前提下，做尽可能减少二者在国民内心的道德冲突之事。中国的建国理想之所以难以确立，是因为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为了“社会主义”这个词的重心究竟在“社会”，还是在“主义”而争论不休。今天，政府采取的是二者并重的措施，一方面强化社会本位思想，加快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不断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力求保稳思想上的统治权。可是在三十年前，我们采取的是以“主义”为重，为了心中那崇高无上的“主义”是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那时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并且轰轰烈烈。可“三十”年后呢？我们仍能保持二者的平衡吗？还是另一个已近占了上风。国家发展到今日，很多事情是已不是政府尽全力就可以左右的。只有将中国的建国理想内化为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底线，并保持这一理想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将来的方向，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才会有希望，世界上有些国家这样做了，一直坚持了几百年。制度虽然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

　　三、小农意识与小康社会

　　今年6月初，我在子午岭余脉的金村乡协调当地纠纷，那里的很多农户住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只要一出家门，眼前便是千层的梯田和塬畔。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村民们在心理上就已远离政治。他们长期经营着祖辈们的遗产，生命的重心因此偏重于传承，而非当下的生活。他们勇于面对现实，然而也只是眼前的现实。这就是一个带有很强歧视性的词语所表征的含义：小农意识。与小农意识相对应的，是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