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和谐社会依然无法成为历史的终结，这与福山对资本主义的假定有着相似性。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都必须实现其理论基础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彻底的中国化”，这种中国化既是残酷的、大胆的，其中某些做法更有可能悖于马克思的最初设想和理论范围，但这并不影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体系。它体现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革命的成功在几十年间就已完成，但中国的建设远非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达到相当的水平。革命的成功尚且有特定的标志，但国家和民族的建设不会有。也就是说，中国建设的最初三十年如同中国革命的最初十年一样，是在纯理论的教条中逆行的，在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之后，我们才懂得了很简单的道理。而逆行的代价，便是那些岁月里的几代人。因此今天的中国人决不能忘记历史的弯路，只有让我们付出更少的代价，才能取得更快的发展。之所以要不断发展，根本上并不是形势所逼，而是如果社会没有发展，那么我们的国民必然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这其中有来自理念的、制度的，还有现实的。人们还会再次抛开现实去问：“牛以后会是什么社会”？

　　二、为时尚早的《建国大业》

　　最近在各大城市的影院里都在上映一部讲述共和国成立的电影《建国大业》，但我认为这部影片拍摄的时间还有些早。试想，美利坚合众国以至高无上的宪法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国，已历二百余年，可曾拍摄过这样的电影？德意志联邦在二战后领土被“分而治之”，国家统一尚不足三十载，但成就举世皆叹，可曾拍摄过这样的电影？我们的国家只经过了六十年，便已开始居功自傲？由此引发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是否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年代？

　　时至今日，我们仍在建国，这个国家仍在以其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抗着一切的绝望和落后，一言以蔽之，这个国家仍是在为人民带来希望的，建国理想也一步步被阐释出来。但当一个国家还没有完全确立自己的政治运作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时候，它不能被社会大众误读为一个大国。一个国家的成熟是无法单从其目前在国际中的地位所确立的，而要经过历史的多重锤炼，如果内部的矛盾无法缓和，即使它在外部看来是和谐的、强大的，也无法逃脱被痼疾致命的危险。因此，真正的“建国大业”需要依靠的是建国的理想，以及如何用合理的制度将这种理想阐释为现实的政治策略、经济发展模式和立法技术。用六十年时间来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大跃进”运动不会只是“文革思维”之下的产物，思想上的“大跃进”在每个人的心中是永远也抹不去的。只要制度的和理念的条件成熟，它就有可能重新出现。春天发芽，秋天结果，这样的道理并非我们不懂，而是我们认为这太简单，忘记了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并且在改头换面之后，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