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转入到官吏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官吏一直是不对百姓负责的，因为他们的收入、升迁以及荣誉不取决于人民，而是取决于他们的上级是否欣赏、喜欢。在《京华烟云》中，姚木兰和曾荪亚在谈及做官与否时两人的谈话非常形象的描绘了这一关系：

　　一天晚上，荪亚对木兰说：“妹妹，你知道，我不会做官，好多事情我都不会，做官当然不会。我不会巴结奉承。你应当看看科长在父亲办公室桌儿前面，气儿都不敢出，过了五分钟，父亲才抬起头来看他。他的举止动作和说话的样子，简直跟个耗子一样。不知道的人以为做个科长好神气，是一个大都会的官员。在外面，他尊严神气，下级都怕他，不过我告诉你，做官的越是对下级摆出威风严厉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在上级之前就越发畏缩，越发像个耗子一样。这就是谄媚逢迎之辈的求进之道。”

　　木兰拦住他说：“我懂得，不做官，男人就像年方二九的小姐；做上官，就像抚养婴儿的儿媳妇了。”

　　生活在解放前的媳妇们要能复活，看到今日媳妇们的言行首先不是惊讶而是觉得大逆不道，应该家法伺候。我们看看大家都熟知写《红酥手》的大诗人陆游，其妻子唐氏仅仅为其母亲不喜欢就逼迫一纸休书将唐氏休掉，不问理由；在《红楼梦》中你经常可以看到媳妇们必须每天到贾母面前请安。因此用婆媳关系比喻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贴切，其实就是“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我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我们十足的性格极端性就表现出来了。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知道了，在表演正式规则的公共场所，我们性格的极端性无时不在是立体的网络状的表现出来。

　　二

　　现在我们开始说说我们国人性格极端性在中国历史中的危害。我们的先辈们在治国方略上的极端性——要么法家的“法治”，要么儒家的“德治”——使我们的制度“刚性”很强使得制度僵化，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思想的超前——这些在统治者看来都是异端——造成了中国的巨大灾难。历史总是不断地被重复、循环，而且不是螺旋式上升地循环，由此中国在这种状况下落后了。秦国“迷信”法家的“法治”对于其自身来说——西方的一个边陲小国，没有全面接受周公之礼地沁润地蛮邦之族（至少在当时中原个诸侯国如此认为）——是完全上等的治国良策，时间也证明其的正确性；而当秦国一统天下时，在将其迷信的法治推广到全国时，东方六国之百姓大多沐浴在周公之礼和孔子学说（虽然孔子学说没有被各诸侯国采纳）之中，肯定会认为其统治是严刑峻法，民不堪其苦也，秦国的灭亡就不可避免了，都是“极端性”惹的祸，“故坚强者死之徒”。秦以后，中国的统治之术是“德治” ，（相比较而言）其比“法治” 体系要庞大、完善得多，柔韧性比后者足，足以通过自身系统得调节得以存活更久，其存活到1911年，比商鞅变法到秦二世灭亡的数百年幽远的多；但是儒家的德治在汉到唐是发展、完善阶段，由宋到明中期是成熟阶段，明晚期到清就是其僵化阶段，变成“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制度，遇到一个更先进的西方的文明，德治制度下的中国人就表现出——用赫德的话来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转自《世纪大讲堂》之姜鸣的《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在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文革时代的中国人将孔子的学说完全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无论是好的思想还是糟粕，到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子曰诗云”孔子的好思想，其糟粕却赶都赶不走，也不知道我们要和这些“过滤性病毒”生活多久。现在的台湾政局简直就是一团糟，民进党，特别是阿扁的极端性，使得台湾和中国的何去何从考验着两岸人民的全体中国人的智慧，至少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首先改正我们性格当中的极端性即去掉感性，用理性的眼光看问题和作决定，就不会表现得如此得歇斯底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