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宏观方面说，乡村法治化有助于实现中国的法制建设。在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而农村土地面积将近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90%，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法治化的效果进程取决于乡村法治化的进程。乡村法治化进程快、效果好，中国法治化的进程就会加快，效果也会很好。反之亦然。

　　其次，从微观层面上说，乡村法治化有利于农民自身利益的保护。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乡土社会法治化，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如前文所述，乡土社会的规范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更具体来说，它更注重道德礼制，而没有法律传统、缺乏法制观念。乡村法治化有助于人们对法律精神的领悟、法律条文的学习以及法律制度的运用；二，乡土社会法治化，有助于规范人们的法律行为。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乡土社会其实质是熟人社会。乡土社会中，起约束是乡规民约以及市俗习惯等等，而法律起的作用是相当小的。然而，随着这些规范有些已经落后于现代社会，有些甚至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背离，如“女子应遵守三从四德”、“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等如果还出现在现代社会，肯定被视为侵犯人权的刽子手和没有理性的法盲。所以，乡村法治化有助于鼓励和鞭策人们遵守现代法治，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现代的人文精神和法治理念；三，乡土社会的法治化，有助于保护正当的法律关系。在乡土社会中，熟人之间借钱一般不打欠条，这虽然是想民之间信任的表现，但不可否认，它具有很大的风险。尤其是现代社会，人心不古，“欠钱的是大爷，借钱的是孙子”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乡土社会法治化更有助于促使人们注重证据，注重用符合法律要求的手段和程序办事，其结果是使自己的正当利益受到法律的保护；四，乡土社会的法治化，有助于更好的解决各种纠纷。在现代的乡土社会中，随着人们的交往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矛盾和纠纷的数量与几十年前相比明显增加，种类也逐渐增多，而在这种趋势下，仅仅依靠传统的乡规民约、族长权威显然不能很好的解决以上问题，于是，为了协调各方利益，平息各方矛盾，维护正常的乡土秩序，需要一种更具权威性的机器或者工具，无疑，这种工具是且只能是法律，只有法律能够很好地担负起这样的任务，扮演好这样的角色。

　　当然，乡村法治化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不懈努力，而绝非一日之功。所以，任何妄图利用制定几部法律，开展几场普法教育以迅速实现这一目标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揠苗助长，其实质是一种“大跃进的思维”和“浮夸风的表现”。乡村法治化，任重而道远，需要持之以恒，更需要按部就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