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灿烂的五千文明，有丰富的法律文化。作为皇权至上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存着怎样的法律监督制度，它们是怎样的萌芽并逐渐发展成熟，又有着怎样的特点与规律，笔者试图通过本文的论述找到某些答案。

　　一、中国古代法律监督产生的背景

　　法律监督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官吏不能自觉严格依法办案是法律监督产生的土壤，维护统治阶级的秩序是法律监督产生的初衷，树立“慎刑爱民”的形象是统治者的需要。当中央大员或地方官吏利用皇帝给予的司法权与国家分庭抗礼，皇帝不能够有效地控制官吏的司法行为时，皇帝需要巩固皇权，有效地对地方官员进行控制，于是法律的监督就产生了，这是法律监督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

　　从另一方面看法律监督也是老百姓一种需要，国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往往会采取一些缓解冲突的措施，而通过法律监督则是方式之一。皇帝通过法律监督树立一种“慎刑爱民”的形象，这对维护皇帝的威信，维持社会的稳定，巩固皇权，化解民怨都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法律监督是缓解社会矛盾的调节器。

　　法律监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而法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监督的产生远远晚于法律的产生。法律监督从西周开始经过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发展慢慢地成熟，隋唐的法律监督则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随后的宋、元、明继续发展，到了清代则发展到颠峰。

　　二、中国古代法律监督制度的概况[2]

　　夏朝是中华大地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还停留在习惯法上，商朝继续发展，但是就现有文献来看这两个朝代都没有出现法律监督。

　　（一）西周的法律监督

　　西周的法律监督应该说还没有形成制度，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五过之疵与其罪惟均

　　禁止司法官犯“五过之疵”（《尚书·吕刑》），所谓“五过之疵”是指司法官审案时的五种敝病，即惟官（依仗权势）、惟反（私报恩怨）、惟内（家属牵制）、惟货（勒索财贿）、惟来（贪赃枉法）；“五罚服，正于五过” （《尚书·吕刑》），即因“五过”而枉法裁判，罚不当罪，甚至出入人罪，司法官必须承担罪责相当的法律责任，甚至“其罪惟均”，即以犯人之罪来处罚司法官，体现了西周统治者对司法腐败一定程度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