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本书中对于规制失灵的分析和美国规制体制改革的建议，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规制国建构的复杂性，并作为我国规制体制建设和改革的参考。中国近年来在规制体制建设上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例如组建了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质检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规制机构，规制的专业性有了一定的提高，规制程序建设的步伐也在加快。但总体而言，距离完善的规制制度所要求的依法规制、独立规制和专业规制还有很大的差距，规制失灵的现象已经屡屡出现，其中很多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
在笔者看来，桑斯坦教授对于规制的平衡立场，即一方面通过放松规制改革充分发挥自由市场经济的灵活性和回应性，另一方面建构一套科学高效的规制制度解决克服自由市场之恶，尤其值得中国的规制研究者留意。此外，作者提出的一系列制定法解释原则，其中一些对于中国的法律适用者也不无裨益。当然，建构中国的规制法理学以及规制体制，必须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解决中国当下的本土问题，由于中美宪政体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乃至政治文化等都有很大的差异，生搬硬套桑斯坦教授的理论观点尤显然是不适宜的。
（《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桑斯坦著，钟瑞华译、李洪雷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
李洪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任职。
【注释】 桑斯坦教授撰写的其他主要著作还有：Laws of Fear： Beyo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2005），；Why Societies Need Dissent （2003）；The Cost-Benefit State （2002）；Punitive Damages： How Juries Decide （2002）；Designing Democracy： What Constitutions Do （2001）；Clones and Clones： Facts and Fantasies About Human Cloning （with Martha Nussbaum，1998） ；Democrac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 Speech（1995）。此外他还编辑或参与编辑了数部专著和
宪法、行政法方面的教科书与案例书。
参见维特著，田雷译：《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公认、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特别参见该书第32页。
关于规制国的悖论更加详细的讨论，参见Cass R. Sunstein， “Paradoxes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56 U. Chi. L. Rev 407 （1990）。
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详见德沃金著，李常青译：《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笔者曾经将美国法学界的法律解释理论区分为四种模式，即原初论，新文本论，文本原初论和动态论。尽管德沃金并未如埃斯克里奇一样将自己的法律解释理论命名为“动态法律解释”理论，但其用“连载小说”来比拟法律解释，足以说明他的法律解释理论属于动态论的一种。详见李洪雷：《宪政体制下的法律解释——比较法的视角》，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此处所用的“规制法理学”概念来自于斯图尔特，参见Richard B. Stewart，Regulatory Jurisprudence： Canons Redux？ 79 Calif. L. Rev. 807（1991）.
布雷耶著，李洪雷、宋华琳、苏苗罕、钟瑞华译：《规制及其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995年森斯坦又与Richard H. Pildes合作撰写了《重塑规制国》一文，围绕着克林顿总统的12866号行政命令，对规制改革中的机构设置、风险评估、成本收益分析和规制手段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参见Richard H. Pildes，Cass R. Sunstein，Reinventing the Regulatory State， 62 U. Chi. L. Rev. 1.
Richard B. Stewart，Regulatory Jurisprudence： Canons Redux？ 79 Calif. L. Rev. 817（1991）.
Jerry L. Mashaw， Recent Developments： Agency-Centered or Court-Centered Administrative Law？ A Dialogue with Richard Pierce on Agency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59 ADMIN.L.REV 673（2007）；Norms， Practices， and the Paradox of Deference：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Agency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57 ADMIN. L. REV. 501 （2005）；Peter L. Strauss， When the Judge Is Not the Primary Official with Responsibility to Read： Agenc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Legislative History， 66 CHI.-KENT L. REV. 321 （1990） ；Elizabeth V. Foote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w Chevron Misconceives the Function of Agencies and Why It Matters，59 ADMIN.L.REV 673（2007）。不同的观点，参见Richard J. Pierce， Jr.， How Agencies Should Give Meaning to the Statutes They Administer： A Response to Mashaw and Strauss， 59 ADMIN. L. REV. 197 （2007）。应当说明的是，在此后的一些论著中，森桑坦教授愈益认识到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解释中的首要地位。例如在Is Tobacco a Drug？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s Common Law Courts（47 DUKE L.J. 1013 （1998））一文中，桑斯坦认为，在现代规制国中行政机关要比法院更适合承担动态地解释法律的任务，他也改变了在本书中对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著名的谢弗林判例的批判立场，为法院遵从行政机关的解释做了正当性辩护。中译文见《烟草是药吗？——作为普通法法院的行政机关》，宋华琳译，载于《法大评论》第2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360页。关于谢弗林判例的讨论，参见李洪雷：《规制国家中对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以谢弗林判例为中心的考察》，载于《规制研究》第一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