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通过立法控制、行政主导或司法限制等单一路径不可能充分、完整地实现公共利益原则。正如学者所言，公共利益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不是某一个国家机关独享的权力，需要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相互配合，三机关在确立“公益”的标准过程中，分别依照各自机关的权力属性，依据不同的公益标准对公共利益原则进行具体适用{4}。其中，立法机关主要根据公共利益宪法规范的设定要求，将具有最高权威性的、抽象的、概括性的公共利益原则，贯彻于部门法律、法规的条文或精神中；行政机关作为具体公共利益的判断者，通过一系列行政程序，对具体公共利益做出恰当的裁决；而司法机关则依据司法程序对公共利益价值做最终裁定。因此，公共利益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过程不仅具有维护公共利益的共同属性，而且具有利弊互补的差异性。当三机关以共性为前提、以互补的差异性为内容而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构成实施公共利益原则的完整路径。可见，公共利益原则的实施路径应该与国家机关的权力分工相耦合。
三、国家机关实施公共利益原则的主要方法
关于公共利益原则的实施方法，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共利益”作为宪法原则，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希冀从实体方面探寻统一的判定公共利益的客观标准，并由法律将之具体化，恐难以施行；相反，避开实体分析，从界定公共利益的程序人手则是可行之举。对此，本文认为，以适当的程序将公共利益原则具体化，固然可以把公共利益的形成和决策置于广大公众的直接监督之下，增加公共利益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然而，公共利益原则实施程序的完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例如，公民参与是保证公共利益原则落实的基本程序。但公民参与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牵涉到政府行政机构的改造，即由上而下的过程；另一方面，涉及到公民社会的重新建构，这是由下而上的过程。因此，政府如何超越传统的官僚组织，公民如何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利益的决策之中，都是公共利益原则实施程序中所面临的难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妥当地解决，仅从理论上论证程序对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不能完全保障对公权力进行有效控制，也不能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安全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实体或程序的进路之外将另辟蹊径，以公共利益原则的适用路径为主线，根据各国家机关的权力属性，分别阐述国家机关适用这一原则的具体方法。
（一）类型化—立法机关实施公共利益原则的主要方法
类型化是介于抽象概念与具体规范之间的思考形式，按照拉伦兹先生的观点，类型系“抽象—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多样表现形态时”的补助思考形式，因此，类型与概念不同，可称为“不确定的概念”，其作用在于揭示某一法律制度或原则之内在的意义关联。类型化方法是西方许多国家在法律原则适用中采用的一种证明法，即将符合某项法律原则或将某项法律原则违反的情形归类，并具体分析此类型的要件、法律效果及判断标准，从而为执法者提供可具操作性的帮助。公共利益从一个抽象原则到一个具体、妥当的裁定或判决，需要其裁决者的协助，也需要有所制约。正如有学者所言，并没有一个先验的公共利益概念，一切有赖于立法者的“创制”之后，公共利益的内容方会产生。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如果采用正面说明的方式来确立公共利益的基本内容和划分标准，不可能使之内涵、外延臻于明确而至清晰可操作的地步。为此，如能借鉴西方国家在法律原则适用中常用的反向思维模式，运用类型化方法，将法律原则违反的若干情形归类，并使同类相聚，对于正确理解、适用法律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