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笔者承认这种自然选择的、基于市场等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社会不平等，对于律师而言就是律师内部的不平等[⑤]；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短语，即“律师内部等级体系”来表示更为恰当——当然，我知道对于年龄而言，接受的学人、读者会多很多，而对于其他的（比如说种族、移民）能够接受的人就少了。这样的话，通过这些因素对“新”律师的伤害就真正成为了一种不经意间的伤害了，我们应该容许这种情况的存在。
但是，如果事情只到这一步的话，对“新”律师（也可以说是律师职业中的弱势群体）的不经意间的伤害，往往会超出可以容忍的限度。那么，“新”律师们必然会进行若干反抗。他们往往采取各种不正当竞争，包括不承认现存体系，以实现自己的各种理想与目标。如此一来，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伤害，不仅仅是“新“律师，也是老律师，最终导致了一个共输局面。为了避免出现这一情况，国家或者律师协会必然通过各种措施与政策为“新”律师提供一种平等的机会，即任何愿意改变自己境遇的人，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当下境遇，进一步说就是笔者曾经表达的一个观点，那就是给一个新律师确切的希望[⑥]。由此而建立的一种律师内部等级体系制度，无疑能够得到维持，并运行下去，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收益，虽然有时我们的确牺牲了个别人的利益，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这个世界就是不完美的！
在这里，笔者只是想表达一个观点，即如果基于自然、市场而带来的各种不平等，与其称为不平等，还不如成为一种“自然的差别”；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差别。在笔者看来，有差别或者不平等不可怕，我们需要的是如何对待这些差别。对于律师职业而言，决不能放任“新”、老律师的各种差别，它们很容易滑向界限之外，出现一种对“新”律师的扩大伤害；不放任则意味着，应该对这些“新”律师提供一种机会，一种可以流动的机会——这才是最重要的。
2009年9月27日星期六于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美】理查德·L·埃贝尔：《美国律师》，张元元 张国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
蒋志如：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政制度、司法制度与诉讼法理论。
【注释】 其实，这一论断不仅仅适合律师业，也适合社会的其他职业，甚至适合一切生物的成长过程，正如费孝通所言，“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的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方便而设下的园地（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66页）”，笔者更在一个地方言说道，“无论在何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成人世界中的秩序主要为有权、有钱与有关系的社会精英而设的（蒋志如：《试着追问秩序的内涵》，载《二十一世纪》，2008年8月号，第154页）”。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可以参阅【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419页。
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参阅【美】贾里德·戴蒙德：《性趣探秘——人类性进化》，郭起浩 张明园译，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科技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8、33-50页。
关于科学技术对人类两性关系的改变的详细论述与分析的文献，可以参阅【德】克劳斯·科赫：《自然性的终结》，王立君 白锡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其实在该书中，笔者阅读到的倒是一种担忧，一种科技对人类自然选择干涉的一种担忧。
虽然种族、阶级、移民与上述两个因素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也是一种长期习惯的产物。即使想要通过一些政策去改变，也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即使承认对种族、移民的同等待遇，比如说欧盟成员国内部就实现人、财、物的一体化，但是对于阶级（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而言，在笔者看来，或许永远不可能达到平等。
蒋志如：《在中国，我们能够给新律师一个确切的希望吗？——《美国律师》读书笔记（一）》，载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49554&Type=mod，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