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承担为本，与儒家的自省文化有很大关系，所谓“吾日三省吾身”（《论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八条目”。修身作为连结认识论和政治论的中心环节，乃是认识世界、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君子应该常常检点自己，对自己严格要求，从内心的想法到外在的言行，是否符合孔孟之道，是否尽到了对国家、对家庭、对父母、兄弟、子女的义务。它是奉献型的，内省的，自律的，利他主义的。而权利本位，是另外一种文化的产物，它是欲求的，外张的，利己主义的。义务本位考虑的中心问题是我应该做到的我做到了吗？权利本位考虑的是，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得到了吗？有没有人在抢夺我的东西，侵犯我的权利？

　　义务本位，常思己过，善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善待自然，也就是善待了自己（实现了成为君子、完人的人生目标），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了社会的和谐。这正是和谐的含义，正是中国思想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目标。

　　三、义务本位，追求和谐对当代法的价值

　　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的制度选择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有适宜与否之别。同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法律制度，不能一概而论。改革开放30年来，权利本位的学术主张和立法实践都具有进步意义：一方面，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效率优先具有合理性，权利本位保障了高效率的实现；另一方面，在极权时代，权力、权利、义务三者都没有界限甚至其本身也根本不存在，极权的含义就是权力无所不在，群己无界限，私权（权利）被公权（权力）压迫，无存在或发展空间。因此，在民主法制建设之初，必须以权利本位来析出权力、权利和义务，实现向法治化现代国家的转型。开创权利文化，乃是从人治向法治迈进的伟大标志。可以说权利文化是法治文明的基础[viii] 和发展的必经阶段，但并不是其归宿和目标。

　　在当代，已经世易时移。一方面，经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当前以及今后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已经不是第一要务，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公平正义的重要性愈益突显，这些已经足以要求价值观的调整和转换，改变权利本位作为法的中心价值的现状。另一方面，当权利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乃至成滥觞之时，权利本位自身也就值得反思了。也许这样一个时代尚未到来，但第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权利本位并不能适用于一切法律制度，尤其是对当代的一些新问题无力应对，或明显应对乏力。我们认为，当代法制中有些法律领域必须以义务为本位来构建。只有如此，才合乎其内在的逻辑和现实的要求，才是顺理成章的。例如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已经形成系统化的法律规范体系。[ix]法律在这一领域只能是义务本位的，因为它单方面地强调企业的义务承担，并没有相应的权利与之对应。此外，考察现代法两大重镇——环境法和人权法，更能有说服力地证明义务本位的当代价值。

　　（一）环境法与义务本位

　　我们首先以当代最突出的问题和最重要的法律领域——环境保护法和可持续发展为例，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半个世纪以来，人与自然，与环境，与资源的关系日益紧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滥用、浪费等问题层出不穷。这种紧张状态要求有规则来规制，因此产生了环境法，其核心理念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对环境的过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