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务本位制

　　中华法系起源很早、泽被深远，远在西方法律发展起来之前，并且是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上独立于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今天，如同我们需要用现代汉语解读古代典籍一样，如果要用法律语言来描述，我们说中华法系是以义务承当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用西方法学话语来说，是义务本位，而且是典型的义务本位，肩挑日月，担尽千古愁。

　　君、臣、父、子，忠、孝、礼、义、廉、耻，是中国文化的基本道德范畴。君明，臣忠，父慈，子孝，是中国文化中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基本秩序。这里，对法律主体的规范，是典型的义务承担。正如董仲舒所言：“故知《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

　　在中国礼教和法统中，个体对于社会和他人首先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而对个体权利则几无关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女子的“三从”等，都是强调个体对家庭成员的义务。这种义务本位从家庭向外扩展，则引申出对家庭以外的社会成员之“义”。在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之下，对家庭的义务自然地延伸到国家，是为对君主的“忠”。后来，这些义务在《三字经》中发展为“十义”：“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

　　举例来说：臣要忠君，是道德义务，也体现在法律上。如果说君臣之间互有权利义务，臣称自己有人权，有参与朝政等权利，是闻所未闻的。父亲对子女慈爱是一种义务承当，是道德义务，也体现在法律上。但是，如果说子女有获得父亲慈爱的权利，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也很荒谬。

　　然而，中华法系所规范的各类义务，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之间的义务。并且，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等级秩序，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体现在义务体系中，首先强调的是“君”、“父”、“兄”的义务，然后才是“臣”、“子”、“弟”的义务，也就是说位尊者、强势群体的义务在先，位卑者、弱势群体的义务在后。在家庭里面，首先是“父慈”，然后才是“子孝”；首先是“兄友”，然后才是“弟恭”，这样，就实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扩大到国家层面，君臣之间的义务也是相互的。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王首先要礼待臣下，臣下才有义务对君主忠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君臣之间的和谐。再如女子的“三从”，“幼从父兄”、“夫死从子”都与父慈子孝相比较而存在，“既嫁从夫”对其外子而言也不是一种单方面的义务。中华文化也强调夫妻 “相敬如宾”、“相濡以沫”，这也可以看作是双方互负义务的要求。如果先履行义务一方不尽义务，则相对方不对待履行就无可指责。在君臣关系上，“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在家庭关系上也是这样：“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颜氏家训·治家》）。如果一方履行了义务而相对方不履行，法律制裁才是正当的：“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同上）。由此，中华法系便以义务本位制的形式巩固了社会秩序。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首先是义务主体，表面看来不够人性化，人成为他人的手段，而不是其自身的目的。但由于义务是相互承担的，每个个体在承担自身义务的同时，也接受他人的义务履行，因此义务本位制实质上是从反面保障了个体的实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