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数学工具对增强刑法学的科学性是有益的。有的犯罪，如贪污、盗窃、敲诈勒索、侵占等，犯罪金额是区分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的标准。犯罪金额“商值”，能够更为科学地描述犯罪事实，反映社会的容忍度和刑事责任的大小，准确地映射出刑罚的轻重，从而克服现行规定在空间上的不公平性和在时间上的不稳定性。本文拟将“商值”这一数学概念引入犯罪金额计算中，并对其利弊进行探讨，以求指正。

　　一、现行犯罪金额规定面临着的几个难题

　　1.现行犯罪金额表述方式

　　《刑法》对犯罪金额只作概念性的规定。即在《刑法》分则中，对犯罪金额只作“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种规定。至于它们各是多少，需最高司法机关（注：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同）作出司法解释。而司法解释一般都采用“绝对金额” （注：以元为单位的犯罪金额，为了便于叙述，作者姑且这样称之，下同）框定范围与灵活性规定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如《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最高法规定：“数额较大”的起点范围为1，000元至3，000元，“数额巨大”的起点范围为10，000元至30，000元。同时规定：“各高级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最高法这一解释方式，旨在针对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由各高级法院确定具体数额标准，解决刑罚轻重与当地的发展水平、犯罪状况、社会容忍度相吻合，保证刑罚的公平性。

　　但是，这种表述方式，面临着以下三个难题。

　　2. 难题之一：司法解释权被分解为两大块了

　　如果较真的话，灵活性规定实际上分解了司法解释权。法律只将司法解释权授与最高司法机关，至于最高司法机关能不能再授权，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行的。我们知道，就老百姓而言，法无禁止则可为，对权力机关而言，法无授权则不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