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一种半政治半法治或者干脆说一种政治理念，涉及人们的政治思想自由或者信仰。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内涵来看，并非每个人都有义务信奉“三个至上”，在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上，人们有选择自由。国家司法考试的考生，每年都有几十万，今年甚至超过40万，可以保证所有考生都有义务遵守、尊重现行法律法规，但却难以保证所有考生都去信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政治思想，国家也不应强求所有考生都去选择信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上，国家应尊重人民的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国家司法考试内容，有干涉考生政治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之嫌，违背了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原则。也许有人会反驳：不信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国家司法考试内容干预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自由，可以选择不报考国家司法考试。这种反驳着实荒唐。如果以建议他人不报考国家司法考试为解决矛盾的方案而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国家司法考试内容提供似乎强有力的辨解，只能是在干预了考生政治思想自由的同时，又进一步干预了考生报考的行为自由。这种企图让考生作出更大牺牲为代价来换取政治思想的强行灌输和测试，是对人的自由权的更进一步侵害。事实上，《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也未规定——更不可能规定——国家司法考试报名资格要求信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或有特定政治信仰的要求，相反，在该办法第15条规定，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只要符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品行良好”之条件即可。因此，从尊重人民的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之人权高度考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应作为国家司法考试内容。

　　第八，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国家司法考试内容，会殃及法学教育与法律学习的应然秩序和内在规律。考试制度是教育制度的杠杆，有的考试甚至会直接成为教育的“指挥棒”。高考已成为中学教育的指挥棒，研考已成为大学教育的指挥棒，如此等等。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实施以来，法学教育越来越有迎合国家司法考试的倾向。过去，国家司法考试的考试内容没有法制史，导致法学院的法学教育中，中国法制史的必修课程成为“选逃课”，外国法制史的选修课程成为“必逃课”。于是，在有些专家学者的倡导和呼吁下，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纳入国家司法考试大纲，并独立设置“法制史”一篇。显然，国家司法考试已经成为法学教育的“指挥棒”。法学教育的功利化趋向，越来越证明了国家司法考试的这一神奇功能。即：国家司法考试考什么，法学院学什么或者法科学生学什么；不考什么就不学什么。不仅如此，哪一科目考得多，反映在法学教育中，哪一科目就会受到更多重视，反之亦然。有些法学院还专门开设了与国家司法考试有关的任意选修课，甚至办起了国家司法考试培训班。有些法学课堂的部门法教育则也直接向国家司法考试靠拢，甚至干脆演变为司法考试培训课堂。由此而来，国家司法考试已经对法学教育与法律学习构成了制度性影响。

　　如果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国家司法考试内容，且占据之地位越来越显赫，占据之分值越来越贵重，那么，根据考试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反应关系，这必然会殃及法学教育与法律学习的应然秩序和内在规律。作为国家教育，政治理论课程在高等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凡是有新的政治话语和权力成果，一定会在最快的时间编写出教材并纳入高等教育政治理论教学的必修科目。这是我国国家教育的特色，本文不作评价。但单就法学教育来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类半政治半法治的理念成为国家司法考试内容之后，特别是当其地位被提高至与民法、刑法等基本法律部门等高之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究竟是继续在公共政治课程中拓展其学时还是单独作为独立课程？抑或在法学系列课程中将其单列或者扩充在法理学课程中的学时？不管何者发生，均会触及法学教育的应然秩序和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政治理论课程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置于公共政治课程，而非法学课程。尚未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入全国统编的法理学教材，也许时日未到，或者笔者见闻浅陋。试想，由于政治理论课程学时的加大，法学院已经不得不一再压缩法学专业课程的学时，如果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又实质性影响到法学教育时，法学专业教育所应有的正常教学量和学时又如何才能保证呢？虽然提倡自主学习，或者说学习关键靠自己，但如果法学院的专业课程教学学时一再被政治理论课压缩，那么，法学院迟早将会变为自学基地，而不再是高等教育机构。因此，法学教育的内在规律和应然秩序是不容被干扰和蚕食的。作为公共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当然可以作为教学内容，但要想保证其不蚕食正常的法学专业教育，从考试杠杆原理上讲，就应首先做到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取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考试大纲的地位，不再使其作为国家司法考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