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标法》坚守注册是取得商标权的唯一途径，商标的实际使用不是取得商标权的前提条件，也对商标注册没有实质性影响。商标申请人只要觉得某个标识将来有市场潜力，投入很小的成本便可捷足先登。正因为如此，我国注册成千上百个注册商标的公司屡见不鲜。例如，浙商章鹏飞在20世纪90年代将“现代”注册在了几乎所有的商品类别上，彭山县祝威集团一下子注册了几百件商标，1995年杭州泰龙贸易公司自己不生产产品，却申请注册了其他企业的81件商标，1998年中国（深圳）对外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在不同类别商品上抢注其他企业的200多件商标。
我国不仅在商标注册时几乎不考虑商标使用情况，在商标权保护方面，未实际使用的商标也仍然能够获得充分的保护。例如，在 “家家”商标侵权案中，原告取得“家家”注册商标后从未使用过，被告使用“家家酒”名称上市。法院认为：“使用商标并不必然产生商标专用权利，商标只有经注册方可受到保护”，判定被告侵犯商标权，除停止侵权外，还需赔偿侵权期间凭自己诚实劳动所获得的800余万元利润。[8]有些法院甚至还认为，即使连续三年停止使用而应被撤销的注册商标，在被行政机关撤销之前还应当获得保护。[9]在我国这种商标权取得模式和商标保护制度下，“垃圾商标”泛滥绝非偶然。
四、改革商标权取得和保护模式是缩短商标审查周期的根本出路
我国商标审查周期过长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商标审查人员不足，也不在于商标审查人员的懈怠，而在于“垃圾商标”泛滥成灾。“垃圾商标”泛滥成灾，不在于自然人超越经营范围申请商标注册，也不在于民众追逐一夜暴富的逐利心理，而在于不强调商标使用的商标权取得模式和商标权保护制度。只有对症下药，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垃圾商标”，才能真正破解商标审查周期过长的难题。
美国在商标注册制度中强调商标使用的立法经验，值得我国借鉴。[10]按照《兰哈姆法》第1条和第10条的规定，商标的实际使用不是申请商标注册的前提条件，却是取得商标注册和转让商标的前提条件。未实际使用的商标申请注册时须提交真诚使用的声明，且只颁发“准许通知书”。只有在特定期限内举证证明已被实际使用，才可注册并颁发注册证，才可以转让和许可。美国的这种商标权取得模式的立法，既吸收了注册取得商标权模式的优点，又兼顾了使用取得商标权的长处：有关使用意图的规定，使得商标重复的可能性降到了最小；商标注册要求（最终的）使用，消除了商标圈占的可能性，保证了注册商标的实用性。[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