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追尾后逃逸”，不能直接认定孙伟铭是放纵损害结果发生的。一审判决未查明孙伟铭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与“追尾后逃逸”之间的关联程度及因果关系，联系程度与因果关系不明的先行为之证明力值得怀疑。

　　其次，有证据证明孙伟铭主观方面是过失。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证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直接证据，孙伟铭的供述证明其属于过失。孙伟铭数次供述显示，由于醉酒的原因，孙伟铭的意识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其相信自己的驾车技术，相信可以避免损害发生，也不希望损害后果的发生。另外，孙伟铭的自信，不是凭空的。因自孙伟铭购车以来，未曾发生过交通事故，旁人也赞其驾车技术不错，虽然事发前有饮酒，但其仍是具有一定的意识的，且还将其父安全地送去火车站。

　　视频资料及相关分析说明，可证明孙伟铭不是放纵自己越线与对面的车相撞，而是因其车与白色微型车发生刮檫，为避让其他车辆及行人，才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孙伟铭主观上不存在以撞车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

　　再次，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应推定孙伟铭属于过失。

　　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当被告人罪轻罪重不能确定时，应推定被告人犯的是轻罪。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孙伟铭主观上属于故意，即使证明孙伟铭属于过失的有关证据的证明力受到质疑，不能被认定为过失，而致出现难以确定孙伟铭主观方面的具体形态的情形。依据疑罪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及刑法对同一行为的定罪处罚故意重于过失原因，也应推定孙伟铭的主观方面为过失。

　　其二，一审判决受到政治形势、民意等法外因素的干扰，为达到“重刑”孙伟铭的目的，突破现有法律框架，随意扩大解释法条，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原则，严重破坏了法治。

　　首先，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原则。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指适用刑法对行为人进行定罪处罚时，需要主客观方面同时满足犯罪的构成要件，既要考察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需考虑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