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rgild当然于情不合，况杀人偿命，汉地千古皆然。但是汉地素有“私和”之习，蒙古旧有命价之赔。茔葬之费，亦在情理之中。烧埋银之设，既不废偿命之制，又融进赔偿要素，正合蒙汉各族公意。仅《元史？刑法志》记载，元朝有关烧埋银的法令即达五十余条之多。演至后代，不但关汉卿的杂剧，连《红楼梦》里也开始唱烧埋之词了。

　　所以，朱元璋虽执拗于汉唐之制、胡元之见，也不得不顺从民情，有所继承。清承明制，代有增益。从民国以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把烧埋费用作为侵害生命权损害赔偿的一个基本项目（大陆称丧葬费，台湾称殡葬费）。甚至，在最近出台的“民法典侵权编草案”里，丧葬费亦赫然其中。这无疑都拜烧埋银之赐。

　　烧埋银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是元朝对中国法律发展的一大贡献。而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忽必烈等元朝法制建设者的大胆创造。

　　在辽夏金元这几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之中，元朝的统治者对汉化的态度是最不以为然的。忽必烈汉化最深，应该对汉族文化最有好感，但是也不过“附会汉法”而已。而蒙古在战争中的横扫欧亚、所向披靡，塑造了其自信、刚强和相当开放的性格。在汉族面前，也不例外。因而在法制建设上不束于汉族成规，而加进许多自己民族（甚至其他民族）的东西，使得元朝法律有着很深的蒙古烙印。

　　出自蒙古固有法的笞刑减十为七的三饶之说，连汉族的史官们也交口称赞，并通过他们的笔而流传至今。而把汉族偷偷实行了几百年、却从不敢说出来的凌迟公开写进法律，则既暴露了蒙元统治者的残暴，也证实了他们在法制建设上的大胆和放肆。在烧埋银问题上，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犹豫。

　　可以说，唐宋的法律文化是培育不出这样一个制度的。明清两朝一意以汉唐为宗，但是明朝除了一个“奸党”，法律上还有什么所谓的创造？《大明律》还尽力减少烧埋银的适用范围。因为明朝需要更多的空间，给予赎刑施展。“国家得时借其入，以佐缓急。”（《明史.刑法志》）清承明制，除了在夷狄字眼上更多一些敏感之外，乏善可陈。甚至连优待旗人一套都是跟蒙古人后面学来的。

　　可以说，正是因为元朝的大胆创造，才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制度：烧埋银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