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之所以在客体要件中特别强调“犯罪行为所侵犯”这一面，是由于犯罪客体本身之规定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刑法》条文并不明文规定而理论又时常聚讼纷纭），故如果仅仅只是强调“刑法所保护”这一面，往往并不能有效确切地厘定具体犯罪构成中的法益。如强奸罪中是否保护妻子的性权利问题（所谓的“婚内强奸”问题），仅从“刑法所保护”之角度并不能有效地阐明问题（反而更添混乱）；而从“行为所侵犯”之角度反向观察，便可以看出丈夫若采用“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是不大可能被视为侵犯妻子性权利的，“暴力手段”若较轻微亦同样无法认定；而丈夫若对妻子采用严重暴力，则刑法上其它若干相关罪名便基本可解决问题，故可以认为强奸罪之客体并不包含妻子的性权利。
刑法之所以要专门保护某些法益，除法益自身对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价值外，一种更为紧迫的考虑在于：这些法益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为人的行为所侵犯——只有为犯罪行为所“可能侵犯”且该行为能够被刑法所规制，某种法益才有可能为刑法所“保护”。易言之，凡行为不可能侵犯、不被行为（被自然力或其它）所侵犯，或者虽被行为侵犯但刑法却无力保护之法益（有保护之必要性但无保护之可行性），均不能成为犯罪之客体。“保护”和“侵犯”，本为观察法益之一体两面的不同视角——即使在静态模型的意义上，仍然可以反向观察到法益被“行为所侵犯（或可能侵犯）”之必然意义（正面审视则为“刑法所保护”）。
在方法论及操作层面上，四要件的“简单分立”与“分别对待”是十分必要并切实可行的；但在认识论及基础理论方面（侧重于犯罪构成模型之动态运用），对四要件的基本意域以及意域之间的内在联系，当有一种超越“四要件分立”的深刻认识。故此，通说体系对犯罪客体的表述在基本含义方面是可以成立的。
（三）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之意义及地位
通说认为，犯罪对象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8}；并认为犯罪对象（如人、财物、建筑物、交通工具等）是具体的，可以凭借人的感官感知的事物，而犯罪客体（如生命权、财产所有权、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等）则是抽象的，只能凭借人的思维才能认识的观念的东西{8}。通说的上述表述其基本含义是成立的，本文将大体沿用。
1．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只是特有要件[2]
通说进一步认为“犯罪对象是某些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但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要求必须有犯罪对象”，并通常以偷越国（边）境罪、脱逃罪等为例，认为这些犯罪“很难说有什么犯罪对象”。这一表述存在欠妥之处。从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物质运动的原理即可说明此点：犯罪行为从广义而言乃物质运动方式，它只有在特定的时空场内才能表现和实现自身；此种被行为所影响和作用的时空场即具体物质环境，就是犯罪对象的表现形式。易言之，“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乃本质与现象的关系”{9}。偷越国（边）境罪、脱逃罪等犯罪，均存在行为所作用的特定时空场，均必然呈现出行为与物质环境相组合的外观现象或特征——只是一个应如何刻画描述与准确表达的问题。由于脱逃罪等犯罪的对象在表述上难以准确刻画，且刑法对之并不专门强调——即在设定该类犯罪之基本条件时并不需要关注犯罪对象（只是不关注而非不存在），所以在具体犯罪构成的讨论中往往可以对其忽略不计，而只对犯罪客体进行描述（如脱逃罪所侵犯的法益为监管秩序）。只有在犯罪对象作为特有要件之犯罪中（《刑法》对之有明文规定），才有必要对之专门讨论——以特别强调犯罪对象严格的规定性以及对定罪之不可或缺的意义。例如，涉及枪支的犯罪，何谓“枪支”？形象逼真且有轻微杀伤力的仿真枪是“枪”吗（它完全可能起到真枪的恐吓作用）？
在这里，有必要非常严格地区分犯罪行为之原型和犯罪构成之模型。在所有真实的犯罪中，都必然存在着犯罪行为作用之对象——只是有些犯罪的对象难以描述且对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并无直接影响，没有必要专门进行考察；而在《刑法》之明文规定及犯罪构成之模型意义上（成罪之基本条件），就只有部分“犯罪（构成）”才存在作为特有要件之犯罪对象。前一“犯罪对象”是指动态事实层面的事物，而后一“犯罪对象”则是指静态规范层面的事物。由于模型之规定性须从原型之本态中提炼——模型与原型二者在本体存在上本身就相互指涉、纠缠不清，故往往造成表述时思维错位、混乱不堪。但只要我们牢牢坚守原型/模型（事实/规范）两相分离的思路，则仅以“犯罪对象”这一语词，仍然可以分别表达不同层面之不同意义（从司法实用的角度看，没有必要再制造新概念专门加以区分）。在注释刑法学关于犯罪构成的讨论中，如果没有特别之约定，犯罪对象都应该仅仅是指《刑法》有所规定的、表征特有要件之事物，即“犯罪对象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