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到这本名为《联邦制导论》的小册子是在2008年9月中旬的一个午后，在翟小波博士的办公室里。当时他告诉我，这是张千帆教授转过来的一本小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社会价值，希望觅得一位得力译者快速译成中文出版。我当时简单翻看了一下该书，发现“短小素朴”（仅80多页）、“其貌不扬”（无脚注、无学术规范通行之主义、范式、视野、进路、体系之类时髦称谓），但我很痛快地答应接受翻译任务，既有对二位老师的信任，也有对联邦制论题及作者行文风格的兴趣。此时，我在北大的读博生涯刚刚开始。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承担翻译工作，因而从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唯恐“害人”（作者声誉和读者期待）“害己”（成为初涉学术之路的一个污点）。所以尽管是一本“小书”，但我翻译得并不快。在此过程中，我专门查阅并比较了部分关于联邦制的中文译著中的相关译法，最后做出自己的取舍。中间由于博士生课程繁忙及其他学术与社会事务，翻译一度进展很慢，截至2008年12月底，仅译完该书的前四章。2009年初，我加快翻译进程，最终于4月底完成全部翻译工作。初稿完成后，我又先后详细地重译了两遍，主要是仔细斟酌第一次翻译时未译出或把握不准的部分语词，并努力使语句通顺，在不害原义的前提下尽量润饰成适合中文读者的表达方式。

　　翻译过程的本质是译者借助译本与作者的一次对话。通过整个翻译过程，我感觉到作者乔治·安德森先生如此行文的巧妙与深意。联邦制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年代，那时人类的政治思考已经触及到了国家结构安排这样的宏观题域。但是，联邦制作为国家结构方式在思想和制度上的真正成熟则主要是一种现代现象。美国宪法的一个显明特征是通过联邦制的科学安排（甚至不仅是科学，而是智慧）成功地将具有“原始而平等的主权”的各州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解决了大国民主的难题，因而是人类政治科学的伟大成就（刘海波语）。当然，美国的联邦制也经历了后续的巨大变化，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适应与调整，这与交通发展、市场扩张、集体福利观念的成长以及国家职能的扩展之间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与逻辑关联。但需注意，美国联邦制仅仅是应用联邦制原理的一个例子，而非原理本身。从联邦制原理出发，而非从美国模式出发，联邦制在欧洲（如德国、瑞士等）以及欧美影响下的整个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实践、反思与修正，甚至刺激着基于传统主义的单一制国家也通过法律方式实行某种接近联邦制的局部安排。这使得联邦制本身成为一种原理简明、形式多样且包含丰富的人类历史经验的一种共同的政治精神资源。作为大国，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有着基于传统主义的单一制内核，但由于内部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改革开放与祖国统一的特殊历史需求以及国家结构思想上现代主权原则与传统帝国原则并用的特殊构成，导致了中国的单一制具有丰富的制度弹性，有些制度直接体现了某种联邦制原则（如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自治以及基于分税制的财政联邦制）。多元与统一既是民主的母题，也是联邦制的母题，所以联邦制的介绍、比较与讨论对于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科学化以及国家统一的制度保障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是，国内联邦制的讨论或者限于严格的学术表达方式，或者流于意识形态化的论辩，前者的社会价值有限，不易为广大民众理解和接受，后者的教条化倾向忽视了联邦制丰富的历史过程与实践形态，不利于对中国丰富的单一制形式的“同情的理解”，也不利于合理设计和搭配基于单一制和联邦制原理之上的制度体系。因而，我们似乎需要重新回到联邦制的简明原理及其丰富的历史过程中去，理解联邦制的根本原理、动态发展、对国家新职能的回应以及在不同文明区的国家进行实践的历史经验。而乔治·安德森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小册子恰恰满足了这样一种思想和制度探询及理解的特定需求。该书所提供的不是一个关于联邦制的“学术版本”，也不是一个关于联邦制的“圣经版本”，而是一个面向公民和重要的政治行动者的、具有启蒙性质的“公民读本”。通过翻译，译者深切体会到这样一种写作风格绝不仅仅来源于作者的文学选择，而包含了作者对联邦制的深厚理解以及对于宣传联邦制的科学态度。译者相信，本书中文本出版之后，一定会对中国关于联邦制的社会讨论有所促进，对中国国家结构安排的宪法思考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