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清官文化的影响挥之不去。上级机关的热衷于就信访问题作批示以及百姓上访不到北京非好汉的行为冲动，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那就是长期以来的清官文化。事实上，姑且不论历史上是不是存在清官，也不论中国一直以来潜在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查则无友”的道德实用主义，即便是真的历史上有清官，上访百姓们也不知道封建帝国的钦差大臣具有着现代甚至中央纪委都没有的代表皇帝的绝对处置权，古代的清官放在今天，他能发挥的作用也必须限制在其职权范围内。现代社会中仍然是官越大权越大，但是，现代社会的大官权力是不能覆盖小官权力的。大官有自己的权，小官也有自己的权，再也没有古代皇帝那样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机关可以替代别的机关去解决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类似的法治信条并没有在文化建设上获得相应地位，往往仅反映短短的一些处置决定中。例如，某官被党委免去党内职务，同时，党委建议人大常委会免去其行政职务，这种理念无从传达，这种需要长期积累才能见成效的价值观转换，并没有成为日常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各级干部更没有避免“当清官”观念的自觉，往往超出职权范围去“为人民服务”，使行政职权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极大影响。

　　五是经济发展程度低。信访多发区往往也是经济落后或者相对落后地区。多数的信访人群也属于经济上的弱势群体。由于一些信访人属于失业、退休、无业的状态，信访带来的收益往往对他们来讲意义重大，地方一些政府又出于各种考虑，也往往容易拿钱买平安，不按政策和法律，只按需要办事，给予一些合理或者不合理的经济补偿，这就造成很多重复上访。

　　当然，也有个别上访人是属于个人素质差，以上访为借口，借机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一些上访之所以形成，也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跟《集结号》电影中所反映的“失踪”和“烈士”的问题一样，已经根本无法解决。还有一些是如孙东东教授所说，心理上存在一些问题的。

　　总体来讲，信访制度、信访之所以成为问题，除了经济发展的原因外，其核心在于，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信访制度虽然存在，但却既缺乏法律依据，又无实质意义，其实际功能极为有限，仅仅限于满足一部分百姓的心理需求，增加上级行政机关信息来源，强化上级行政机关政治优势。当然，也能解决个别问题。但这个价值不大的制度却导致很多本来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诉讼、再审以及行政监察和纪律检查等手段来解决的问题，转而交给上一级的行政机关，进行多次的无效循环。从法律上讲，由于行政职权的法定化和行政层级的分权化在今天已经成为常态，本级信访部门无权干涉其他行政部门行政职权，上级政府无权干涉下级政府法定职权，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行政长官从法律上无权干预下级政府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信访得到的各种批示除非得到本级机关的支持，根本无得到落实的制度保障。即便有了上级领导的批示，行政责任还需要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抽象行政行为的政府机关承担责任，这样的情况下，哪个机关会不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行政行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