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它不过是帮助“沉重的肉身”规避个人风险的方式之一

　　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发现了制度和法律所附载的“沉重的肉身”，其理论体系为探寻中国法治重建奠定了理性基础。

　　大多数案件都是零和博弈，至少有一方当事人“恨不得杀死法官”。我们在最高院信访处接触过大量“含冤”的当事人，一个个都极为激愤，在其口中，“法官个个是流氓”，“法官个个都该杀”。退休的法官，更是“仇人”一大片，过街如老鼠。

　　相比之下，美国每年司法案件约1亿件，大量判决惊天动地，性命攸关，但是法官一个个活得趾高气扬，心安理得。难道美国法官比我们的强？肥肥胖胖、懒得阅读的美国法官难道比精明干练、苦学案卷的中国法官品德好？能力强？

　　实际上，我国法官绝大部分都非常优秀，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坚强柱石。可是，法官也是人，也要活，不能为了维护司法公正把命搭进去。国家也不能为了保护法官，设立更多的制度，否则法官就有恃无恐，很多人真变成流氓。

　　我国古代有个好方法，就是让和当事人生活状况、生活环境较为类似的一帮本地人，来断他们自己乡亲的案。这样，无论结果如何，当事人一般都会服服帖帖。——个案不是人生。人总要活在原来的圈子里，原来的土地上，不能与大家作对。

　　共产党的马锡五法官在革命根据地推行这个老方法，一下子抢了国民党的民心。当年，国统区人民欢欣鼓舞等解放，主要是相信口口相传的陕北民主，主要是看重共产党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的主要代表就是马锡五。

　　蒋介石败退台湾，反思过错，但是遗漏了马锡五，遗漏了口口相传的文化力量。在中国法治改革面临战略抉择的今天，我们要从法官那沉重的肉身去思考路径。

　　第二，它不过是统治者追求休闲生活的工具之一

　　与饮食、财富、权力相比，休闲是最大的奢侈品。休闲的最大好处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当然，通过政治和法律安排，控制饮食、财富、权力资源，是获取休闲产品的制度保障。古代皇帝最有保障，他把子孙后代需要的资源都配置好了，子孙后代可以无限地休闲。但是，他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成了鸡毛蒜皮之事、闺房内帏之事的最终裁判官。这些小事，处理不好，竟也可夺皇帝之命，灭皇帝之国。

　　在现代社会，一个统治制度不能让统治者有很多健康的、自由的休闲生活，统治者整天要么身不由己地公务缠身，要么身不由己地腐化糜烂，那么这个制度就缺乏稳定性、创造性，缺乏张力，缺乏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制度发展的动力主要是统治者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