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制定出来以后，行政立法研究组立即转入《国家赔偿法》试拟稿的草拟，因为如果不尽快通过立法建立国家赔偿制度，《行政诉讼法》建立起来的救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失去意义：受害人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把官司打赢了，受损害的权益却得不到赔偿，会严重挫伤他们“民告官”的积极性。我们草拟《国家赔偿法》试拟稿，如同草拟《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试拟稿一样，立法组先后分别组团考察了十多个国家的行政、刑事赔偿制度，以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我们的考察经费是向外国基金会申请的行政立法研究课题基金，对此，一些人很不以为然。一次，我们组团去某国考察时，罗豪才教授率团去拜访我国驻某国一大城市的总领事。该总领事对我们说，“人家花钱让你们到他们国家考察，什么目的你们知道吗？就是要和平演变我们。我们立法能受他们影响吗？”。这位老先生的话虽然是善意，但却反映了一种封闭的观念，这种封闭的观念当时存在于我们许多国人的头脑中。记得我们草拟《行政处罚法》试拟稿时，我们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引进了国外的“听证”制度，当时立法组内部就有人反对，说“听证”是西方的东西，老百姓接受不了，我们还是写“听取被处罚人意见”好。他不知道“听取被处罚人意见”与“听证”制度是有重大差别的：前者只是“听”，后者则包括“证”，提供证据、举证、质证等。
现在，我国的行政法已经比较完备了。但是，就完整的行政法体系而言，我国还缺少一部是基本的主干法律，这就是《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出台以后，我和行政立法研究组的几位学者就一直呼吁制定《行政程序法》。1994年，我接受《法制日报》专访，详细阐述行政程序法对于依法行政和整个行政法治的意义；1995年，我在《中国法学》上撰文，探讨“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模式选择”；1998年，我在《中外法学》上发表“行政的现代化与行政程序制度”，介绍现代行政程序的十大基本制度；2002年，我们北大公法中心草拟出了《行政程序法（试拟稿）》（共106条），并召集了一个全国性的专题立法研讨会进行研讨。之后，行政立法研究组又在多位学者专家的参与下，研拟出了一个更为完善的《行政程序法（专家稿）》（共176条），作为法律建议稿提交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目前，虽然作为统一法典的《行政程序法》尚未启动正式立法程序，但是，作为单行行政程序法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已经出台，《行政强制法》也即将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