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观点外，还有学者[8]认为，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乃是基于对相对人的信赖保护。该观点认为，行政复议首先是一种应申请的行政行为，它跟行政诉讼一样实行的是“不告不理”，行政复议的价值是通过行政复议申请人的申请而得以发挥。其次，基于应申请行政行为的本质，即“满足或者授予相对人某种利益的行政行为”，[9]因此，行政复议是一种授益性的行政行为。既然行政复议行为是授益行政行为，自然就应排除对申请人“不利的变更”决定。正是基于行政复议行为是一种授益的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相信即使自己的申诉利益不成立，最不利的后果只能是行政复议机关对自己的请求不予认可，而不可能带来比申请复议前更不利的结果，这也是行政复议申请人所期待的可能性。行政复议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就是对这一信赖和期待的保护而生。
但笔者认为信赖保护的观点存在一个悖论。信赖保护原则必须具备的要件包括：信赖基础（外观的行政行为）；信赖表现（公民有信赖的行为）；信赖值得保护（此信赖利益合法）。若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是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而存在，则必然产生一个疑问，即信赖的基础何在？从上述观点看，在行政复议中的信赖基础就是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但相对人之所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正是为了推翻此一作为信赖的基础，为何能够再让相对人在同一复议程序中，因为信赖其希望推翻的行政行为，而使得相对人享受信赖的效果—即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适用。因此，复议程序中不存有所谓的申请人对行政行为的信赖表现，否则，申请人就不会提出复议申请。
二、行政复议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具体适用规则
（一）适用的先决条件—不利的界定
对行政复议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中的“不利”的界定，可以依据以下两个标准：
首先，“质”与“量”的统一。刑事诉讼法是从刑罚的“质”与“量”两个方面来对“不利”加以认定。所谓刑罚的“质”，是指不利变更类别的性质，主要体现为手段和罪行相适应的程度不同。例如就刑种而言，拘役要比管制的刑罚更重；就罪名而言，贪污罪要比盗窃罪罪行性质重；就缓、实刑而言，实刑自然要比缓刑处罚手段严厉得多。所谓刑罚的“量”仅指刑罚的量刑幅度，它主要体现为被告人接受刑事制裁所经历的时间的长短。行政复议中的“不利”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认定标准，即“质”和“量”的统一。
其次，“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利益是通过某一法定形式确定的权益。关于利益属性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主观论”、“客观论”和“主客观统一论”。“主观论”认为，利益是社会团体对于满足一定需要的意志指向性。社会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认为，利益是“人们个别地或通过集团、联合或亲属关系，谋求满足的一种需求或愿望”。[10]依这种观点，利益可以理解为，只要行政相对人不认为是好的，那就没有利益可言，并不考虑客观因素。例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处罚，或对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实施强制执行，因不符合行政相对人的愿望或需求，都将被认为没有利益，即“不利”。显然，“主观论”抹煞了利益的客观属性。“客观论”则主张利益属客观范畴，不应把人们对利益的认识与客观存在的利益混为一谈。对客观利益的认识和实现必然要通过个人、阶级、集团等的意识，并通过这种意识的反射而采取意志行动，但利益仍然存在于受众的主观意志之外，它是否被意识到则在所不问。“客观说”忽略了利益的逻辑起点即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推动着人进入实践活动领域，利益引领着人的实践活动的目标走向，在实践活动中，人才能获得需要的满足，达致利益的实现。因此，利益有其主观基础，基于需要而产生。“主客观统一论”认为，利益具有客观制约性，但它必然经过人来体现。因此，利益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也就是说，利益是受众自我的满足感与客观存在的结合，但是否有“利”，应当考虑受众感觉。“利益是一个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关系范畴。”[11]对“不利”的认定也应当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相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