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劳动刑法的核心命题
劳动法益是近代劳动刑法的精髓和核心所在。在劳动刑法形成的这一历史进程中，劳动法益的保护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劳动法益”始终是劳动刑法的目标定位。劳动刑法将劳动法益作为保护对象，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劳动基本权为权利外形。任何一种法益结构中的首要保护的利益都需采用一定的权利外形。如果说法益结构中的反射利益和间接保护利益可以不依赖于权利外形，那么，首要的直接保护的利益则不能避免采用权利外形。二是劳动利益的核心是实现劳动上的“公平”。公平不仅意味着对同样地位与角色的人一视同仁，应使这种约束以同样的标准适用于所有劳动者。而且这里的公平往往与要求实质法治而不是与形式法治联系在一起，重视利益分配的均衡。因此，劳动刑法上的公平，不仅是指刑法确保进入劳动力行列的劳动者受刑法保护的机会利益均等和保护力度上的均衡等，也是指劳动者利益与经济组织利益、社会利益之间的均衡。[1]如是，本文对劳动刑法视界的厘定，是有所指向与侧重的。
上述命题下，劳动刑法必然成为一种实践涌动。关键在于，西方国家在运用刑法对劳动法益保护的模式选择上，绝大多数都围绕着对两个基本问题的判断：一是如何运用刑法保护劳动权利或者劳动者的正当利益，使刑法发挥“王牌法”的功能；二是对于劳动者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以私力救济、自我救助方式发起的产业行动（如怠工、联合抵制等），是否运用、如何运用刑法调整，即刑法对产业行动进行调整的限度与方法等问题。[2]这就强调了刑法作为调整、保护和惩罚劳动犯罪的准则作用，也强化了刑法规范对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人身、财产、尊严等的调整，从而在社会发展中树立起一种全新的、同全社会承载能力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法律制裁模式，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劳动法益的双重属性昭示着现代劳动生活的经济性、伦理性和人文性的综合走向，是我们在理解劳动刑法时必须予以把握的核心命题，也是劳动刑法区别于其他刑法学分支的标志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