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司章程之性质

　　关于公司章程之性质，主要有契约说和自治法说两种不同观点，契约说流行于英美法国家，自治法说流行于大陆法系国家。在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亦无统一观点，大致归纳为如下诸种：

　　1．契约说。公司章程是公司与股东成员之间签署契约之形式，即公司章程是规范公司与股东成员之间权利义务之契约。此为英美法系国家流行之观点。在我国，亦有学者将公司章程之契约性质分解为二，即公司与成员之间协议，以及公司成员与成员之间一种协议。[17] 有学者认为，从普通法角度，说公司章程是契约，主要有以下几种结果：第一，公司章程使得股东受公司的约束。公司章程使得公司受股东的约束。股东受契约约束和享有权利的前提必须是以成员身份。公司章程也构成成员之间的契约约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法院不允许在成员间执行契约，该契约只能由公司来执行。如果不是成员，或是成员但以其他明一行时，如律师、发起人和董事等，就不可以执行契约。可见，章程主要是约束公司与股东间的契约。[18]

　　2．合同说。对于公司章程之性质，有学者基于契约与合同之区分，认为契约为当事人需求不同对立意见表示之一致；合同为当事人需求相同而并行意见表示之一致。公司章程符合合同特征，因此公司章程为全体股东或发起人之合同。[19]

　　3．自治规则说。此为我国学界通说，即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性质之根本规则。有学者指出，公司章程是社团法人之自治规则，因为章程一经订立，不仅对参与制定章程之股东或发起人有约束力，对于以后参加公司之股东亦有约束力，其效力并不限于制定章程之发起人，显然，其性质与合同迥然有别。[20]

　　4．规章说。有学者认为，公司章程无疑具有契约和合同作用。但是，公司章程之契约性特点只是章程诸特征之一，章程与契约不能等同。二者区别主要有：公司章程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公司内部之规章更为合适，亦即公司章程是根据法律规定与授权制定之公司规章。章程之于公司如同宪法之于国家，其效力必然及于公司及其成员。[21]

　　（三）简要评论

　　前述对公司章程涵义及性质诸说法固非无见，然纷纭众说却无实质差异。我国商法学者一般认为，公司章程为公司必备，由公司股东或发起人共同制定并对公司、股东、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系调整公司内部关系和经营行为之自治规则，它是以书面性质固定下来反映全体股东共同意思表示之基本法律文件。因此，界定公司章程之涵义，有谓“重要文件”、有谓“基本文件”、有谓“内部文件”、有谓“法律文件”、有谓“书面文件”，皆无不当，但亦无本质区别，唯表述形式不同。况公司章程有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之分，实质意义之公司章程，乃规定公司组织及活动之公司根本规则本身；形式意义之公司章程，乃记载上述根本规则之书面文件。设立公司时应该从实质性意义上规定章程，并从形式意义上记载于书面。[22]前文列举公司章程诸种涵义界定，始于实质意义之公司章程，落脚于形式意义之公司章程。

　　1．合同行为之反思。相对于公司成立后依法变更之公司章程而言，公司设立时所制定公司章程称为原始公司章程。[23]因发起人全体同意就公司之重要事项所订立文件为公司章程，发起人全体应在章程上签名，日本规定章程必须经公证人认证。[24]因此，公司章程之“合同”说，限于分解章程成立之初，即原始公司章程，却难释股东结构变化格局中公司章程属性，以及一人公司单独股东制定公司章程之现象，对公司章程之诸多强制性效力亦无圆满说明。“契约”说虽认公司与股东之间契约关系，然用公司章程解释甚至代替此契约关系，亦难释契约当事人出入变化对契约之影响及契约对当事人之拘束根据。

　　需要指出，反对公司章程“合同”说者一方面认为，公司章程具有涉他效力，合同说难以解释公司章程对股东之外其他人之拘束力。然而事实则是，此点并非否定公司章程合同性质之要害。因为，契约或合同之法律效力不仅及于对当事人之强制力，亦及于对第三人之强制力。[25]故不宜用共同行为无涉他效力否决公司章程之合同性质，而应于涉他效力之涉他范围即拘束力程度上剖析。因合同之涉他效力仅限于攸关合同当事人利益之第三人，而章程之涉他效力则未必攸关订立当事人之利益，而更是源自章程之治理功能。“合同”说者于另一方面认为，“合同”说难以解释修改公司章程表决并非全体一致同意之程序现象，然决议采多数决原则正是共同行为之一特性，对不同意之社员亦具有拘束力。[26]因此，此点驳论亦非否定公司章程合同性质之要害。易言之，共同行为或合同说之缺陷在于难解公司章程之涉他效力，如股东结构变化格局中公司章程之属性、公司章程于治理领域之诸多强制性效力等，对于一人公司之章程亦为难解。尽管法谚有“任何规则都有例外，例外亦为一种规则”，然一人公司章程于治理领域诸多强制性效力上，与非一人公司章程并无本质差异，仍为治理公司之自治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