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兆鹏先生认为，就“无罪推定”理论解释，所谓“推定”不同于“视为”，推定被告人无罪，并非视被告人无罪，被告人无罪之推定可被驳斥。检察官可提出证据，驳斥被告人无罪之推定。如果检察官尽其举证责任之后，被告人之无罪推定即可推翻。在其无罪之推定被推翻后，若要求被告提出证据证明阻却违法或阻却责任事由的存在，与无罪推定的原则并不违反。[10]
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是，在检察官就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举证完毕后，被告人若选择沉默，不作任何主张或抗辩，则被告没有任何举证责任，由法官或陪审团判断检察官的举证是否已经证明至“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进而作出判决；但如果被告人在检察官举证完毕之后，为求胜诉，另提出积极事实用以反驳检察官之主张，即提出一个积极抗辩，那么，这时被告人也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这里需探讨的问题是，在提出积极抗辩的情况下，被告人将承担何种举证责任？众所周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举证责任分为“提出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两种。“提出证据责任”指的是当事人负责证实事实的责任，是当事人希望审理某种事实时提出一定证据的责任；而“说服责任”则是指当事实真相真假不明时，在法律判断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承担的责任。[11]两种举证责任的差异在于法律后果不同：对于“提出证据责任”而言，“法院先不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据力，假设全部证据皆为真实，审酌其所提出之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其主张？若不足以支持其主张，即等于未尽提出证据责任，法院应对其为不利之裁判。当举证者未尽提出证据的责任，法院无待审核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亦无需经实体审理，即得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而所谓‘说服责任’，乃负此责任者，必须说服裁判者（法院或陪审团）相信其所提出的证据，并相信其主张为真实的责任。若不能说服裁判者其主张为真实，则裁判者必须就该待证事实作出其败诉的判决”。[12] 那么，在被告人提出积极抗辩的情况下，其具体承担的是“提出证据责任”还是“说服责任”？抑或两者都承担？对此，英、美等国的规定有所不同，即便是美国其各州的规定也不统一，有的州要求被告就阻却违法或有责之存在，负说服责任；有的州则要求检察官就反驳阻却违法或有责事由的存在，负有说服责任。至于说服的程度，有的州要求被告须说服裁判者至“证据优势”的程度，有的州则要求达到“证据明确”的程度。[13]
应当明确的是，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举证责任的目的和功能是形成“争点”（提出证据责任）并在争点未能得到证明而转化为“疑点”时决定利益的归属（说服责任）。因此，按照前述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被告人提出积极抗辩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如果要求被告人承担提出证据责任，那么被告人在提出抗辩的同时就有义务向法院提出相关证据，以证明该事由的真实性；如果被告人仅仅提出一个积极抗辩，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予以支持，或者所提出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那么就说明其未尽提出证据的责任，法院得裁判该争点无法形成，并无需审核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就可以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
